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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怎么办？
这时刻，他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一定要冷静。千万要冷静。
……风轻轻掠过会所后头那片柞树林，这使得傍晚时分的这座精英会所显得越发的寂静。邵长水面前的这杯黑咖啡只象征性地喝了一两口，而劳爷跟前的那一杯，却已经续过两回了。续过两回，他俩还一句话都没说哩。邵长水没开口，是自从进了这大屋子以后，他立刻觉出劳爷除了疲惫，还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有些心烦意乱。在没有搞清劳爷如此烦躁的原因前，他不想贸然开口，怕按错了哪个“按钮”，一下惹爆了这个颇有些个性的老家伙，反而把事搞砸了。前不久，曾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当时省厅办公室的新任主任，带手下两个工作人员，也上陶里根来找过劳爷。当时，那位主任是奉命来向劳爷索要一批文字资料的。“老家伙”干几十年刑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
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档饭店的高档包间里，冷拼热炒，划拉了一大桌；临了，又专门上了一道“鲍鱼拌饭”。点这道名菜时，主任真犹豫过。最好的鲍鱼拌饭，一例就得五百多。一般的也得三百多，当然也有一百多的。由于这一回是厅领导亲自交办的差使，别说点一例鲍鱼拌饭，就是点个三例五例，回去肯定也都能报了。
总的原则是不能怠慢了这“老家伙”，得把“日记”搞到手。这一点，这位新近提起来的办公室主任，虽然年轻，但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厅里的办公经费和办案经费相当紧。同志们外出办案，都得自己掏腰包先行垫付差旅费。医药费也只给报一部分。这些窘况，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自然是清楚的；想到这里，他一咬牙，给“老人”点了一例五百多的，给自己和两位随行人员各只要了一碗价值十五六元的乌鱼蛋酸辣汤。没曾想，这一下可把老人惹翻了。他心想：朋友之间吃饭，就图个顺气合意痛快。你这是在干啥呢？！手头紧，咱们都喝酸辣汤也没啥。多年来，跟弟兄们一块儿破案追逃，蹲坑守候，一个发面饼一壶凉白开一坨干嚼面，嘎吱嘎吱，咕嘟咕嘟，夏天经受着比桑拿房还蒸人的闷热，再合着那一窝窝比大拇指盖儿小不了多些的蚊子，冬天经受着比刀子还锋利的西北风的“凌迟”……啥样的罪没一起受过？不都生扛过来了！今天你让我瞧着你们稀里哗啦喝那啥也不是的酸辣汤，我要咽得下这名贵的鲍鱼拌饭，我劳某人不成了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在埋汰人，不想让我好好吃这顿饭嘛！“埋单！”
老人马上板起脸，推开刚端上来的那例用两根鲜亮翠绿的油麦菜围衬着的“鲍鱼拌饭”，收拾起撂在桌面上的高档手机和名牌烟盒打火机，一甩手，居然就起身照直往外走了。走过账台跟前，“啪”地拍出一张银行卡，还把这顿饭的账给结了，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那位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留，整得他相当难堪，相当憋气，回去还没法跟领导交代。邵长水今天当然再不能这么干了。但不开口又怎么能摸清他这颗“炮弹”里的“装药情况”呢？真叫人左右为难。其实，劳爷心烦意乱是因为他正焦急地等着几个“朋友”的回话。刚才得知最高院方面的那个决定后，他觉得这时最重要的是得保证祝磊的人身安全。有人既然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监所去搜抄那份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派人去加害他。所以，放下电话后，劳爷立即又打了一圈电话，去探问情况。比如，有关方面对祝磊已经采取了什么保全措施、还应该采取哪些更保全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怎么把他的一些设想传递给有权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些“朋友”和“战友”那儿去。这种“传递”，还得做得比较巧妙，不能伤了这些“朋友”和“战友”的“自尊”，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太为难了。
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了句：“今天谈不成了。咱俩改天再找个时间聊吧。”一边收拾他那漂亮的烟嘴打火机和烟盒，一边就要走人。
“劳支队长，能容我说一句话吗？”邵长水站着没动。他觉得，如果今天果真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让他这么走了，不仅显得自己太窝囊，也显得太不公平。
劳爷拿着那些零碎玩意儿，稍稍滞顿了一下，匆忙应道：“说，你说。”
“我绝对没那个意思要来干涉您的行动。您是老前辈，一生坎坷，功勋卓著……”邵长水恳切地说道。
“嗨，别扯淡。到底要跟我说啥？”劳爷很干脆地打断了邵长水的话头，催促道。
“有您那样的经历，又有您这样的智慧，我当然相信，您干啥事，都有一定的道理……”
“……”劳爷眯起眼，定定地看着邵长水，等待他往下说。显然，邵长水的从容，也让他从一时间的躁急之中平复了下来。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也请恕我直言，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个问题，您把那么些还没脱制服的老同志都拽进这档子事情里。您，为他们考虑了退路问题吗？也替咱厅里几位领导考虑了影响问题吗？”
“谁拽谁哦，小伙子……”劳爷那尖细的眉梢敏感地耸动起来，嘴边很快地掠过一绺自嘲般的苦笑，然后很快看了下手表说道，“没时间跟你扯这个了。但我想，咱俩一定得好好谈一次。小伙子，看来，你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还有许多糊涂观念要澄清。你这么看问题，是不行的。多少年来，我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来的。不少人还这么糊涂着哩。可总还以为自己活得特聪明，挺自在哩。这样吧，你把手机开着，等我来约你。我们一定得好好谈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谈一次。”临走前，他又交代那位女领班，为邵长水准备一顿精致的晚餐。屏风后头一张紫酱红色的硬木八仙桌，由一盏落地的宫灯幽幽地照亮着。不多会儿，菜肴都盛在一套五寸青花缠枝献寿餐具里，由那位女领班亲自送来。全都是很清淡爽口那一类的，比如百合西芹、芙蓉鱼片、清炖粟子乳鸽等等，就他自己一人在灯下寂寂地享用。给他的感觉，仿佛不是他在那儿吃东西，而是这一整幢完全蔫不出声的大屋子，在默默地细细地嚼着他。〖JP2〗吃罢晚饭，女领班在递上热毛巾把的同时，还随意地问了一声，要不要给他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她此问，肯定没别的含意，但邵长水却慌忙地谢绝了。他谢绝，除了“防患于未然”，这一刻也确实觉得自己不仅不需要什么休息，反倒想四处去走一走。几分钟后，他便沿着来时的那条路，把车慢慢开出了这个近似无人居住的别墅区。
出了别墅区，再回过头来鉴识方位，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出，这座“精英会所”（或称之为“私人会所”也可）跟那个咖啡吧一样，都坐落在那条著名的滨江大道上。不过，一个在大道的西头，一个在大道的东头而已。而那个咖啡吧离那条被当作国境线使用的大蒙江，直线距离只有百十来米。它身后还长着几十棵几十米高、水桶般粗的加拿大黑叶杨，层层簇拥在一起，颇为壮观。大蒙江宽阔，绵长。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它，这时正嘎嘎巴巴地开着江。对岸就是异国那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据说有史可证，对岸沿江那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曾是我们的国土，一百多年前才被强力割据过去。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这条宽阔的“界河”大蒙江，原只是咱中国的一条“内陆河”。）
一漫坡倾斜的河滩地里正弥漫着初春的泥泞，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挡不住的清新。耸立在江边码头上那些棕黑色的仓库已经非常陈旧了。偶尔驰过的老式公交车，孤单地行走在新添置的异形路灯和霓虹广告下，使这儿的寂静和空旷加进了一种深邃和寒冷……前边已经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几乎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滨江大道，街心花园，四星级的国际友谊饭店，边贸一条街，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心，旅行社，洗浴中心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餐厅宾馆……几十年前的旧街道，一条也找不到了。甚至连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间都找不见了。只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老楼。楼不高，两层而已，铸花的铁栅栏和黑漆的大铁门，土洋结合，中俄风格皆备，据说是这小城历史上惟一一个老字号酒厂老板留下的私产。
据说当年这家酒厂酿制的高度烈性酒，曾受到界河对岸那些男人们的特别青睐。界河对岸那个城市，二十年来市容可说是基本没什么变化。新盖一个歌剧院，五年了，灰秃秃的水泥墙还被脚手架包围着哩，跟一条被馋猫舐过的死鱼似的，只剩个骨架，嶙嶙峋峋地耸立在寒风里。相比之下，陶里根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欢披着外衣。他个儿高，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头，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种气势，不出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根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欢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出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
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身份不相称。他拧起眉头，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干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