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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二十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广东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绰号“朱聋子”。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弄到了钱，买了一批布，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请来了裁缝王佐。王佐上了山，见朱聋子他们“吊羊”，日子过得舒畅，有点眼热。朱聋子呢，见王佐机警聪明，又有武艺，有意招他入伙。最初，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所谓“水客”，也就是侦探。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人头不熟，不知“羊”在何方，需要“水客”报告线索。
当过一阵“水客”后，王佐也就正式落草。王佐出自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
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终于自立门户，另聚山头。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比王佐活跃。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王佐不然，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不轻易下山。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难怪，“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毛泽东不急于上山。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是走在一起的。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零八枝枪，王佐颇为震惊，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也只弄到六十来枝枪，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他手下的兵，两个人摊不到一枝枪。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这样，十月二十四日，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个子不高、自称朱持柳的人便前来拜谒。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在荆竹山村的大道旁集合队伍，向战士们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并宣布马上随他上山。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山以后要搞好和山上群众的关系，搞好和王佐部队的关系，特地制定了“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最初便是这么来的。
在朱持柳的带领下，毛泽东部队上山。山道如羊肠，在密林中穿越。渐渐，山势越发陡峭。这井冈山，果真是个据险易守的所在。王佐和毛泽东约定在双马石见面。所谓双马石，是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在一起，成为井冈山奇景之一。双马石乃井冈山五大哨口中的一个。那里格外陡峭，山林茂密，王佐已在那里布好队伍，以防不测。
毛泽东似乎早已料中王佐的心思，未到双马石，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只带随从数人前往双马石，跟王佐会面。
王佐见毛泽东“单刀赴会”，也就放下心来，下了哨口，跟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极善言辞，向王佐说明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经毛泽东这么一番宣传，王佐心中明白了许多。毛泽东说：“我们打土豪，跟你们‘吊羊’是一致的，都是要跟土豪作对。你们是我们的战友。你们需要枪，我们给！”毛泽东这句话，正中王佐下怀。
毛泽东问：“你们需要多少枪？”
王佐不敢答，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毛泽东不答应。
毛泽东很爽快：“给你们七十枝枪，够不够？”
七十枝枪！这数字大大出乎王佐的意料之外。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走，我带你们上山！”于是，毛泽东部队在给了王佐七十枝枪（据云，王佐部队多拿了好几枝枪）之后，顺利地通过双马石哨口，上了井冈山，当天便在大井住下。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2
王佐也很讲义气，一下子给了毛泽东部队五万斤谷（即五百担），使毛泽东部队有了军粮。
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部队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可以立稳脚跟的地方，虽说这地方是在大山深处，却使毛泽东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王佐见到毛泽东部队纪律严明，十分欢欣。不过，他却一直怀着戒心，因为毛泽东部队远比他的部队强大，随时可以“吃”掉他。
毛泽东知道王佐的心理，让王佐部队保持他的独立性，从未有“吞并”之意。毛泽东非常看重搞好和王佐的关系，因为只有稳住这位“山大王”，毛泽东的部队才能在井冈山有稳固的根基。毛泽东在山上安顿好后，十一月上旬便下山去了。在他看来，光是有了井冈山还不行，要在井冈山四周扩大红色区域。山下军务正忙。十一月中旬，毛泽东部队攻取了茶陵县城，在那里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主席。茶陵红色政权的建立，震动四方。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在激战中陈浩叛变——此人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毛泽东火速赶去，处决了陈浩……毛泽东人在山下，心在山上，他挂牵着王佐，生怕王佐有变。一旦王佐转向，后院起火，那就不堪设想。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把手下一员得力人物派往王佐部队，去做王佐的工作。此人便是“三何”之一的何长工。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语、俄语，见过大世面，能言善辩，头脑灵活。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委派他做重要的联络工作，犹如“外交部长”，尽管他在三湾改编时担任的职务是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他是长工出身。其实，他原名何坤，“何长工”这名字是毛泽东给他取的。那是“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军阀许克祥把何坤列入了“大暴徒”的名单，他不得不改名以求隐蔽。毛泽东为他起名“何长工”，是因为他当年曾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长工”即“长”辛店“工”人之意。毛泽东说：“为革命打‘长工’嘛！”何长工原在卢德铭的警卫团当团参谋。卢德铭在修水宣布起义时，那“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便是何长工设计的——在一块红布上，缝了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毛泽东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那句“旗号镰刀斧头”，便是这么来的。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派何长工秘密前往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的情况。接着，何长工又奉命前去寻觅南昌起义后的朱德部队，取得联系。当他风尘仆仆来到江西遂川县城天主堂，见到毛泽东，立即接到新的使命，前往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王佐见了何长工，知道是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也就以礼相待，设宴为他接风。
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设防，王佐生怕党代表夺了他的权。
何长工在王佐那里细细察访，得知王佐心上压着一块石头，那就是尹道一。
尹道一何许人？原来，王佐在井冈山上当“山大王”时，东、南、西、北有四股地主武装跟他作对，东为尹道一，南为萧家璧，西为贾少提，北为萧跟光，号称“四大屠夫”。在这“四大屠夫”之中，为首的是尹道一。此人是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王佐的夙敌。王佐跟尹道一打了多年，屡遭败北，连他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何长工知道，倘若帮助王佐拔掉尹道一这眼中钉，王佐对共产党就会心悦诚服。于是，他跟王佐提起消灭尹道一之事，王佐大喜。
王佐跟尹道一是老对手，交战多次，知道尹道一的脾气：一旦王佐败退，尹道一就会穷追不舍。因为在尹道一看来，王佐部队不过几十条破枪而已，不在话下。
何长工心中暗喜，对付这样的敌人，用伏击法，效果最妙。他选中了旗锣坳这地方作为伏击点。旗锣坳是罗霄山后山的山坳，地势险峻，是一个天然的“口袋”，打伏击战的好地方。何长工交给王佐的任务是，前去诱战尹道一，只要尹道一追来，掉头就走。只要把尹道一的部队引入旗锣坳，便完成任务。其余的事，都不必劳驾王佐。这样的任务，轻轻松松。王佐一口答应下来。拂晓时分，王佐带领他的队伍突袭尹道一。天刚亮，王佐扭头便撤。尹道一不知是计，穷追而来，进入了旗锣坳那“口袋”。
中国工农革命军早已守候在那里。在一阵排枪射击之后，尹道一的兵纷纷倒下。何长工带领部队冲过去，活捉了尹道一，割下他的脑袋送给王佐。王佐见了尹道一的脑袋，连打几个耳光，方才解气。从此，王佐跟党代表何长工心贴心，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毛泽东的队伍。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正团长为袁文才，副团长为王佐，何长工为团的党代表。后来，王佐还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袁、王，体现了他很高的策略和才智。这么一来，他在井冈山的根基稳固了，兵力也扩大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正当毛泽东节节胜利之际，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一个板起面孔的人物，来到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此人名叫周鲁，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他是中共湘南特委派来的，算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么一来，毛泽东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
周鲁哪有那么大的权力，能够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党籍。据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心情是够沉重的。后来，事隔将近三十年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说及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
就这样，毛泽东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而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委书记。那时候的中共湘南省委，正迷醉于全省大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在湖南混战，使湖南的“总暴动”变得“日益迫切”。他们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要暴动，湘潭要暴动，衡阳要暴动，常德要暴动……中共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岂敢不从？四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那特派员周鲁前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凭记忆进行传达。毛泽东来到湘南，在湘南特委见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方知那个周鲁误传中央文件！那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毛泽东在中共湘南特委所见到的中共中央文件，是半年之前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有一段对毛泽东作出处分，原文如下：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