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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2
周恩来跟毛泽东一九二三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的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利降下了帷幕。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了“暂回”后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十一月十二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致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毛泽东走了。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他没有在这红都落脚，却从瑞金东行，才一天就到达福建汀州。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毛主席，恭喜！ 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傅连暲恭喜什么呢？原来，毛泽东喜得贵子！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一九二九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可是，后来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去这家老百姓家接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怪不得傅连暲向毛泽东贺喜。
毛泽东见到贺子珍，见到出世不久的儿子，烦闷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快慰。这时，贺子珍患痢疾，生怕传给孩子，便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如此这般，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说孩子奶名的来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毛泽东也就在汀州住了下来。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有座苍松茂郁的北山。山脚下，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人称“老古井”。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一家地主的别墅。红军第一次攻打汀州，那地主就逃了，这儿也就成了红军的休养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住在那里休养。这一回，傅连暲安排毛泽东住进小楼。
毛泽东很高兴，一进小楼，便见到了老朋友陈正人。二十四岁的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此时，他患肺病，来此休养（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毛泽东在老古井住下来。每天下午，他总去福音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晚饭后，则上北山散步。夜里，是他读书、看报的最好时光。他可以看到“郑爱群”为他订阅的最新的报纸。傅连暲为他仔细地检查身体。他确实有点病，发低烧，以为是肺病。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钙化点，这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劝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傅连暲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傅连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毛泽东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么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了集中优势兵力、择弱而打，讲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滔滔宏论，使罗明茅塞顿开。
罗明说，在福建，完全可以照毛泽东的一套去办嘛。
罗明急于出院，急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急于到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去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可是，罗明尚在病中。他请傅连暲检查他的伤口，傅连暲认为伤口大部分好了，不过如果要提前出院，要外出工作，身边得有个护士照料。恰巧，罗明的妻子在护士学校学习过，罗明有妻子照料，便急急出院了……
罗明压根儿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遭到狠狠地批判，他在福建所搞的一套，被称为“罗明
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路线），这是后话。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因为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