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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了，”佩尔嚷道。
地面工作人员逐渐后退，我们点火，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强，佩尔点燃放开钢缆的螺栓，我们冲上云霄。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云层，看见水平线上破晓的银光。我拿起无线电通讯设备，同地面人员联系。“你们飞走了，”威尔大叫，“这儿的人疯狂地在下面欢呼，太了不起了！”
五分钟内我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向急流层冲去，半小时后我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急流层底部，这时我们好像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加燃料，热气球还是进不去。风太大了，把热气球的平顶直往下压，我们一直被弹回来，只好穿上降落伞，把自己捆上救生筏，以防万一热气球遭受灾难性的撕毁。接着，热气球终于先挤进了急流层，气球顶部突然飞到我们前面，甚至掉到飞行舱下面，我们被撞倒在一边，飞行速度突然从20英里猛升到100英里，我们简直要被撕碎了，但是幸好飞行舱跟着热气球
进了急流层，我们处于正常位置了。热气球再次吊在我们上方，我们安全地进入了急流层。接着，配而扔过来一句：“从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进入了未知的区域。”
7小时后，该丢弃一个空燃料罐了。我们有6罐丙烷拴在飞行舱上，当燃料罐空了，我们就会扔掉罐子，减掉多余的重量，相应地飞行速度加快。我们决定在扔燃料罐时降低高度，钻出急流层，以防万一有什么地方出错。
我们在飞行舱下有一个镜头垂直向下的摄影机，充当我们的一扇窗，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很危险，虽然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白色的波峰和阴暗的波谷。佩尔按下按钮松开空燃料罐，飞行舱突然倾斜在一边，我被扔过飞行舱，掉在佩尔的头顶。“怎么回事？”我大叫。我沿倾斜的飞行舱地板爬回座位，我们以25度的角度悬挂着。佩尔检查了所有的控制器，想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我们就被一根钢索掉着，飞行舱会同热气球分离，垂直坠入海中。我打开录像带机，看看燃料罐消失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怖的是，我看见三个罐子往大海落下，而不是一个。“该死的，”佩尔说，“飞行舱一侧所有的罐子都扔掉了。”我们实际上抛弃了一个空罐和两个装得满满的罐子。我们才飞行了一千英里，现在却只有出发时一半的燃料，我们得靠三个而不是五个燃料罐来完成太平洋飞越中最危险的远征。
“当心，”佩尔说，“我们在上升。”我看着高度计，没了两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的重量，热气球骤然升高，速度如此之快，高度计滴答滴答地从三万一千英尺稳定地上升到三万四千英尺。
“得放出热气，”佩尔说，“我们必须下降。”我们不知道飞行舱有多坚固，只知道玻璃舱顶能抵御的压力高度大约在四万两千英尺，如果我们到了四万三千英尺，玻璃舱顶就会爆裂。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够时间看到我们的肺部从胸部挤出来，眼珠从眼眶里蹦出，我们就变成太平洋某处四落的碎片。虽然佩尔打开了热气球顶部的通风口，但是它还是继续上升，时间和高度计展开了竞赛……
感谢上帝，在我们丢弃所有燃料罐之前，终于慢下来了。三万九，三万九千五，四万，四万零五百，四万一千英尺。我们现在到了无人知晓的区域，我们的设备没有在这个高度测试过，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四万两千五百英尺时，高度计停止上升。我悲观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它已经破裂了，不能记录任何更高的高度。除了协和式飞机，我们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任何喷气式客机。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