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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