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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扬州八怪传
作者：丁家桐 朱福烓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扬州八怪的生平事迹极其艺术成就等，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可能有所帮助。
正文
序 言
象这样的书，有两种朋友可能是不大喜欢的。一种是孔老夫子的信徒，“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的东西，当然不会有兴趣。还有一种是冷淡得过分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纵然你这里激情洋溢，他那里还是无动于衷。我们两人写这本书有几个目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两种朋友能够把这本书读下去，对于“怪”的观念有一个改变。更进一步，还可以从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去研究一处地域、一种文化、一个时代。
扬州八怪是指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大艺术家，他们往往书画俱佳甚至是诗书画三绝，不少人还善治印。八怪也不就是指八家，趣味相近而又画风相似的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郑燮、黄慎、李方膺、罗聘、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陈撰、杨法、李勉诸人。神有八仙、人有八元、马有八骏，唐宋散文也有八大家，这些“八”，都有“八”的内容。“扬州八怪”之“八”，诸人说法不一，说法比较集中的还是李鱓诸人中的前面那八位，取得共同语言，也无妨凑个“八”数。扬州人讥讽相貌丑陋者为“丑八怪”，现在以“八怪”实指这一批大艺术家，明显地是出于贬抑。“八怪”怪在哪里？说得简单些，一个是做人不合时俗，一个是为艺我从我法。不合时俗倒也罢了，偏偏又要大张挞伐，攻讦时俗；作画另成一格倒也罢了，偏偏社会上又有许多人赞扬备至，声名越来越大。这样，卫道者们烦恼了，画坛的主流派们不高兴了，于是，选了个“八怪”的帽子套上去，念念紧箍咒，横扫一下，以便抵制异端的影响。是始料所未及吧，“八怪”这顶帽子选准了，诸位大家竟以怪名标艺史，声名日益大噪，他们的遗世之作被各地珍藏密室，看作稀世之宝，许多人都想从他们的笔墨中间领略一点罕见的怪味。
关键在于，觉醒的人群日益改变了对于异端的态度。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他足以维持统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蹈规矩者，重则为逆，轻则为怪。时易岁迁，新旧更迭，规矩大变，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往日循规蹈矩的楷模往往成为笑柄，而为十手所指的怪异则入情入理，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立身如此，为艺也是如此。八怪被人攻讦的地方，离不开不遵成法，不追古风，笔墨恣肆，啸傲士林，再则便是好出狂言，臧否人物之类。封建专制的权威已成昨日黄花，拟古的山水充其量不过在华夏艺术史册中占并不显眼的一页之地位，这样的怪又何悖之有？变换角度观察，这样的怪，宛如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宛如撕破黑幕的耀目之电。说为人，这样的怪，又正显示着智者痛苦之变形；说为艺，这样的怪，也正显示着大胆革新辉煌之实迹。
八怪所处的时代不是康乾盛世吗？尧舜之世，野无遗佚，盛世即便有少数才人埋没，又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应当承认，从康熙到乾隆的100余年间，是太平盛世。它的显著标志是战乱以后的民生凋蔽状况有了改善，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有了增强。国家的疆土统一，朝令达于四边，工商业有了发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康乾之治不同于汉唐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封建专制时代已进入末期，即便康乾都是少有的英主，也无法避免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这是一个封建王朝制度行将解体、一座东方大帝国的巍峨大厦在列强炮口下行将崩塌的时代，简言之，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康乾之治，估计得充分些，也不过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更何况，康乾两代的文治都不是呈水平状态发展的，他们的晚年，特别是乾隆中期与后期为帝国的安宁留下了众多的隐患。这是一个希冀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阴暗交迭，处处似乎还有生机但又处处使人窒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不了揭竿而起的大英雄，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这样的时代造就一批思想性格中充满矛盾的，被世俗目为怪异的人物，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批人物的出现，是沉沉黑屋中的智者的觉醒，也是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一种朕兆。八怪生活的年代，如果以郑板桥罢官返扬的时间为准，那么，距离鸦片战争约80年，距离辛亥革命约150年，80年和150年，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都只能算是一组套曲的一段尾声。
八怪的艺术品，今天看来，依然有清新活泼之感，不过，它只能代表一种流派罢了。自然，他们只是一个流派，但是，当日的这个流派的出现，要有何等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都是需要详细撰写的。绘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这是西方艺术大师的语言：“师古未若师物，师物未若师心”，这是中国艺术大师的语言。有出息的画家要从物象里画出他自己来。明清之际，画风日颓，由于皇室贵族的宠爱，师古拟古之画被尊为主流，清初四王，多属达官，并兼画人，他们绘画题材狭仄，笔色浓润，摹仿逼肖。他们画出的只是一种未敢越雷池一步的自己。但是，他们的影响遍于各地画坛。他们的画风得以为朝堂所推崇，考其原因，自然是因与清初之文化高压政策相契合，是慑于威势，以驯服求得安宁的士人心态在绘画中的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画风，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引入了绝境。在艺坛严寒肃杀的季节里，无法避免会有春雷。石涛、八大的艺术是春雷，八怪诸人所形成的声音更是隆隆的春雷。他们在绘画里表达了平民对于生活的见解，为后代艺术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说他们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是并不为过的，他们真正是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终身贫贱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一群，在中国艺术史上，他们是屹立于历史潮头的人物，是值得人们缅怀追忆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轻视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八怪诸人来自四方，汇为扬州八怪，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历史的偶然？说偶然也是偶然，但偶然源于必然。应当说，康乾之世，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这种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业的繁荣。清初帝国一统，中枢的供给，大半仰于东南。从中央到达东南的生命线是这条运河。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之交汇处，自然地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之繁华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初见端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和风，把一批自由的种子吹聚在这里发芽滋长。当日苏杭自然也属商业大埠，金农便是杭州人，杭州人所以要赶到扬州来充八怪之数，考其原因，盖出于扬州画坛传统势力，相对地显得比较薄弱，这里画坛的冻土层易于冲破。先是来了石涛。若干年后，福建的黄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农、南通的李方膺也来了。他们和本地的高翔、李鱓、郑燮以及他们的晚辈罗聘或为风雨至交，或为诗画之友，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风格相近、趣味相似的画派，人杰与地灵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寻遍八怪诗文，很难见到一个“怪”字，他们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竟以“怪”名。八怪之形成画派，只有默契，没有“文契”。如果要在八怪中推选一位“会长”，笔者以为非板桥莫属。论年龄，郑不及复堂；论书画造诣，郑又不及金农；然而复堂声色荒淫，冬心眼空无物，论在广大士民中的影响，诸人又不如板桥。所以，板桥的故事要多写几章。八怪倘若要推一位“名誉会长”，笔者以为非石涛和尚莫属。南来的奇僧开扬州画派之先河，八怪诸人有诗文为证。所以，故事要从石涛南来说起。
这本书的绪言、序章和一至五章由我撰写，六至十一章及附录和后记由朱福鱓先生撰写，大事年表则共同编成。卷首概括地写了一点关于八怪的理解，算是开锣戏。有开锣必有压轴，最后的话将由福烓先生向读者请君交代。
是为绪言。
丁家桐
一九九一年岁末
序 章 南来一奇僧
——石涛在扬州
一、金枝玉叶的和尚
石涛来到扬州，约在半百之年，那一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那时候，他已是名满南北的画僧。
关于他的身世，“西来君莫问，托迹住人寰”，和尚守口如瓶，他的密友也劝人不必打听。当时人只知道他叫“苦瓜和尚”。何谓“苦瓜”？懂得一点佛教皮毛的人，都知道茫茫人世，不外苦集之场，佛家认为，人的一张脸，眉毛是草字头，眼鼻合成一个十字，嘴是一张口，人脸合成一个“苦”字。“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的一生，就是在苦难中煎熬。和尚自称苦瓜，大概是为了潜心修持，以期脱离苦海，到达涅槃之彼岸吧。士民这样理解，官府也这样理解，觉得这和尚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是，也有少数几位，即知道和尚底细的，在“苦瓜”两个字的背后，看到了和尚内心隐处的深沉的痛苦，知道和尚的命名实在是大有深意。
他的身世，直到晚年，才透露一点消息。他给另一位画僧八大山人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的是八大，也是写的他自己：
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
兴到写花如戏彩，眼空兜率是前身。
为什么说，这首诗双关呢？因为八大和石涛有若干相同之处。都是前朝的遗民，都出身于朱明皇族，都是出家当了和尚，都是当日著名的画僧。还有一点相同的，两人都以苦为号：八大原名朱耷，所以称“八大山人”者，因为“八大”的签名极象一个“苦”字，至于石涛自号苦瓜和尚，就显得更加直截了当了。知道他的出身，就容易明白亡国毁家的和尚当日内心埋藏着的痛苦。
石涛出生在桂林靖江王府。第一代靖江王是朱元璋的重孙，关系很亲。石涛的父亲朱亨嘉属“亨”字辈，是世袭的第十一代桂藩；石涛属“若”字辈，叫朱若极。假设明祚能够延长一个世纪，那么石涛便有可能成为第十二代靖江王的。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和尚生不逢辰，还在幼童时，就国破君亡。①清军入关，号召明藩“识时知命，削号来归”，石涛的父王无重兵在手，却蓦然自称监国，惹来了麻烦。结果，不等清军入桂，实力略强的同宗唐王很轻易地囚杀了他。这样一来，石涛这位“胜国天潢”，在幼稚蒙昧状态，就成了逆臣子嗣，不管按照明律，还是按照清律，都有了应当服诛的大罪。于是，一颗又嫩又小的“甜瓜”，转眼之间成了“苦瓜”。
唐王的军队入宫搜捕逆臣亲族的时候，据说是在深夜。该囚的囚了，该劫的劫了，该杀的杀了，独独不见了小王爷。一个未知世事的娃娃能躲到那里去呢？点着火把的将士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独秀峰的刘海洞内有孩子说话的声音。将士蜂拥至岩洞前，想夺头功。千钧一发之际，洞内跳出一只蟾蜍，从众人头上越过，窜进了洞外的月牙池。眼尖的发现，蟾蜍背上，正驮着一个孩子。搜捕的将军大怒，命令把月牙池的池水戽干，把蟾蜍和孩子一起缉拿归案。将士们设法戽水，可池水边戽边涨，三日以后，水深如故。左右说，这是神泉。还有的发现，洞内壁上“刘海戏金蟾”的石刻上，那只蟾蜍已不知去向。
石刻是第八代靖江王朱邦苎主持制作的。这回是祖宗显灵，演出了一幕神蟾救主的故事。据说，大约半年以后，壁上又有蟾蜍的图象，大概是神蟾已把小王爷转移到安全地带，复归神位了吧。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后来去太平岩看洞壁刘海戏蟾的，终年络绎不绝。人们特别注意的，便是这只金蟾。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救出小王爷的，是位内官，不是蛤蟆。不管是谁，反正朱若极被救了。被救出的朱若极，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流落在桂林北边湘水一带。后来石涛作画，常常署名清湘老人、清湘陈人、清湘遗人，或者叫湘源济山僧，都是这一段经历的符号。石涛年幼时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哀王孙》。“腰下宝玦走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通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石涛当日的境遇，可能比中唐时破国的王孙还要悲惨。因为明代朝廷的恢复已是无望了，即使他愿意卖身为奴，试想，有哪一家主人敢冒风险，肯收留他呢？于是，命运迫使这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