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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实践的。他刊刻了他的《道情十首》。他写了生活底层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的日常生活，描写了自由自在的天地，表现了无羁无绊的性格。尽管道情中表现了许多消极的观念，但是十余年屡抹屡更，惨淡经营，力求通俗平淡，目的是让生活中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能够读懂，能够传唱，以慰天下之劳人。京中来客，述及有一女子名招哥者，擅唱此曲。板桥大喜，便托人带钱给她：“宦囊萧瑟音书薄，略寄招哥买粉钱”，可见板桥因其作品流传而感到的内心的愉快。
板桥关心民间痛痒，作品中在写实之余，颇能发挥其想象力。他过去曾写过一则“夜杀其人，明坐其家”的故事。忠厚的主人把盗贼作为心腹，而奸邪的恶人则打扮成忠直的形象。他写过一个贫苦的寡妇，以为人缝纫织布来抚养孤儿，凄楚动人。他还写过悍吏，入村捉鹅鸭，括稻谷，甚至鞭打百姓，民不堪命。吏悍源于官贪，口口声声乐善好施的官员，已经使得百姓无法应付了，现在的官员连乐善好施的假面具也剥去了，结果自然更是民无宁日。他还大胆地描写过一些富贵人家的私刑，手段凶残至极，写得字字血泪。株连所及，甚至连70岁的邻家老翁也不能幸免，“雷霆收声怯吏威，云昏雨黑苍天泣”。他描写的是一群被压迫者备受摧残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可能都是有原型的，也许耳闻，也许目见，以其丰富之艺术想象力，从刻划细节入手，暴露“清平盛世”时阳光下的罪恶，形成沉着痛快足以振聋发聩的针砭时弊之作。现在板桥自己做了官，为民父母，再一般地指责贪官悍吏似乎不适宜了，于是他把笔触转向封建家庭中受压迫的一群，为他们诉述不平。
在范县，板桥写了《孤儿行》，他把矛头指向虐待侄儿的叔父叔母。这是一个富贵之家，但生性刻薄凶恶的两个长辈在衣、食、住以至劳作方面往往苛待一个幼儿。孤儿吃的只能是奴仆们吃剩的残羹剩饭；着的是破衣；住的是柴草房，平时要做汲水、养马等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役。而他的堂弟，即阿叔的亲生则衣裘食肉，养尊处优。矛头指向阿叔叔母，实际上是指向凶残丑恶的不道德行为，表现了作者同情受苦受难者的人道观念。如果说《孤儿行》还显得比较单薄，那么，《后孤儿行》则情节丰富，鞭辟入里。这里的孤儿是一个年幼的女婿，为丈人所欺。丈人绝灭人性，他得到女婿家的珠玉以后，想方设法要害死孤儿，心肠之毒，令人发指。悲惨的孤儿为贼所虏，狠心的丈人买通官府，使得孤儿随盗就戮，事情终于遂恶人之愿。这是一张告发一切阴谋者、狠毒者、凶残者、无人性者的控诉状。
孤儿已经死去，除了作者的悲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但是还有一个12岁的小妇受到婆母的虐待，害得七品官连呼“嗟嗟贫家女，何不投江湖”，以警世人。12岁的童养媳受到了种种折磨。较之《后孤儿行》，又显得情节跌宕曲折了。婆母凶狠，而公公善良，可是河东狮吼，阿夫年幼，尽管同情也无能为力。故事所展开的矛盾是多重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婆母的凶残与小妇的善良无助。作者笔下的苦难者都显得幼稚而软弱，缺乏抗争的勇气。作者塑造这样的悲剧形象，在于劝世与警世，唤起人间的善心，唤起世人对恶人的鞭挞和对于弱者的同情。作者看不起那些“栽云缕月，标花宠草”的无关民瘼之作，他认为只有继承《诗经》中《七月》与《东山》一类作品的传统，才是为文之道。
在范县的第二年，即乾隆八年的七月十八日，板桥作临《兰亭序》的跋语。他说自己的书法，是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他认为学古人如果依样葫芦，才子便归于“恶道”，是他所不取的。日后他的重孙郑銮认为，这时候的板桥书法已合诸家而成一体，已经步入学力精到的阶段。出仕范县的几年，他和长于书法的朋友交往颇为密切，也十分怀念往日的书友。传世的有两首关于音布的诗。音布，字*远，长白山人，秀才，年龄大于板桥，此时业已过世。他是一位奇人，“笔锋下插九地裂，精气上与云霄摩”，他的书法很使板桥倾慕。音布为人爽直，不拘小节，他厌恶科甲，为此和家人有很大的争执。也许是由于有什么失检的行为吧，晚年被革去了秀才的身份，沦为骑卒。他在充当骑卒的时候，因为书艺过人，老兵健卒都很尊重他，多方照拂。板桥大声疾呼，千万勿以身份地位论人，当代著名书家如巍巍五岳，但五岳之外还有奇峭的高山峻岭，音布就是一个。他怕世人忘记了这位奇才，写一首长诗为他立传，广为传布。有一位叫阵坤的秀才，云南人，他要到北京去，板桥因为他“书法有古意”，写了一首长诗送他。他指出陈生书法的长处与短处：“观君运腕颇有力，柔软妥帖须功夫”，他诚恳地告诫陈生功名富贵难图，不如精研书法，可望有所成就。他还向陈生介绍京中的一些书法大家，一个是云南和尚介庵子，一个是法华庵主张照，一个是梁西湖。这些人有的藏旧碑古帖很多，有的是当代书法巨公，可以向他们请教。这个阶段，他对工书的方超然、工篆刻的沈凤也常怀念并有评价。
在范县，与板桥交往的自然有官场的朋友，也有民间的朋友。但是，他在诗文中留下痕迹的却以民间居多。有两个秀才，一个叫宋伟，一个叫刘连登，既贫且病，但是很有学问。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两人赶到衙斋来请教板桥，纵谈《离骚》、《史记》一类典籍。宋生家贫，极孝顺，三餐不继，往往两天才能吃一顿饭，但读书不废。刘生精于易理，善画兰竹山水人物，也很贫穷。穷书生的窘况，板桥是经历过的，出于同情，他赠送银两。两生坚持不受，板桥也不便勉强。后来宋伟于丁卯中举，那时候板桥已调潍县了。板桥给他们写的诗以及交往故事载于《范县志》，成为一段佳话。板桥来山东上任之时，正是李鱓罢官，由山东返扬之日。如果两人在济南或途中晤面，当非意外。到了范县，板桥时常与家中有书信往还，与复堂书信往返，也极方便。在《怀李三鱓》中，他估计老友再出山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了，于是劝慰备至，希望他的同乡学者潜心艺术，安度晚年。比较起来，对于富贵功名，板桥看得淡些，也看得深些。
范县地处鲁西，和邯郸相距不远。由范县出发，到邯郸也只有两三天的路程。引起板桥兴趣的，自然是古邺城的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等古代遗迹。板桥曾有《邯郸道上二首》。京城南下，必经历下，走不到邯郸，《二首》可能是公余借故西行的志行之作。板桥还有一位杭州的朋友余省三专程来拜望。友情可贵。板桥为他筹了一笔钱，让他到曲阜、泰山、峄山走了一圈，还筹足了足以乘骑返里的盘缠。板桥未尝不想和朋友一道畅游一番，可惜的是，公务缠身，未能如愿。
三、潍县修城
板桥于乾隆七年（1742年）到范县任县令，到十年冬奉调潍县。乾隆十年即乙丑年的冬十二月，他曾游扬州东郭。他在东郭市上见到一张破画，是元初李萌的岁朝图。板桥买了画，装裱后悬于几席之回，并且题了一首诗，说自己“三百年来爱古情”。职务调动有一段间隙，很可能是他乞假归里度过了一次与家人欢聚的新年，便中可访问老友。在翌年的春天，他再去潍县赴任。
潍县不比范县，是鲁东大邑，县中豪绅甚多。“连云甲第尚书府，带宅园林太守家”，这些人家和省内、京内的要员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在这样的县份内为官很需要敷衍地方士绅。据说，板桥上任时，这些士绅买通衙役，让板桥坐了一段“簸箕轿”，颠得板桥七上八下，说这是潍县的规矩。板桥发现这是有意折腾，便说轿外潍县田中的土墓灵验，要轿夫搬一些土入轿。土块压轿，轿子很沉，便无法颠簸。入县之初，板桥便与豪绅展开了一次较量，让豪绅们知道，新来的县官并非可以任人摆布的等闲之辈。
在常人眼里的潍县，是繁华富庶的潍县。在板桥眼里的潍县，却是贫富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潍县。
且看他的《潍县竹枝词》里的这一首：
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
骨肉分离只一墙，听他笞骂由他辱。
板桥对于“天下之劳人”历来同情，对于当时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历来忿恨。他戴了乌纱仍不改初衷，到了潍县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家财累累的西家，而是东家的贫儿。至于贫民的困苦，他以为又源于富家的盘剥：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
这是一幅封建时代贫富悬殊的素描图。贫户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被剥夺。贫民无以为生，只好就地取材，到海边晒盐贩卖。但是，卖私盐又是犯法的，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既是呼唤，又是叹息：
潍县原是富豪都，尚有穷黎痛剥肤。
惭愧他州兼异县，救灾循吏几封书。
这里在“人祸”之外，又说到天灾的影响。天灾对于富人的影响不会太大，受到惨重打击的还是贫户。官府如何？只能是官样文章，慢条斯理。板桥出身贫家，能够体会到庶黎的切肤之痛。由盘剥贫民的富家而及因循误事的官府，认识又深化了一层。
潍县富庶，但是历年灾荒，却无法抵御。板桥来潍县前夕的乙丑七月十九，海水倒灌，疫病流行；板桥来潍的次年，“十二年丁卯春，大饥。自十一年八月不雨，至是年夏五月十八日始雨”，但是又“连阴两月，无禾”。③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无奈只有四处逃荒。板桥在他的《思归行》里说，到潍县就任就遇到了荒年，首先遭殃的便是耕田拉犁的牛马。民饥无食，便把牛马宰杀充饥，这时的牛马无犁可拉，再说，也没有饲料可以喂养。牛马宰的宰了，饿毙的饿毙了，接着，便是“畜尽人亦亡”，卖孩子的，卖妇人的，处处都有。孩子卖了，妇人卖了，还是不能存活，于是便外出逃荒。板桥来到潍县，看到这些惨不忍睹的情形，便写了《逃荒行》。
《逃荒行》写灾荒之年饥民惨状，从卖儿卖妇开始，写到虎狼吞噬饿殍，村人惊慌万状。后来由于饥民瘦得“不堪充虎饿”，连野兽都不想吃了。道上处处有弃婴，逃荒者丢了自己的婴儿，但是禁不住其余弃婴的哀哀哭泣，又把别人的孩子抱来抚慰，就这样丢丢抱抱，抱抱丢丢。逃荒的主要方向是关外“黄沙浩无宇”的地带，以艰苦的劳动开垦荒地。“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饥民之苦，真是如海之深。
但是，板桥不仅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县官，一方父母。一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为潍县父老办点实事。他即任之初，值得潍人怀念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开仓赈济，一件是修城。
开仓一事，当在丁卯之春。春荒严重，此时已连续十个月无雨，田中颗粒无收，人吃人的情形开始出现。县有官仓，板桥毅然决定开仓赈贷。衙中有人阻止，认为这样擅自作主，戴乌纱的要担待罪名。板桥表示，这是什么时候，倘辗转申报，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他表示上峰降罪，将由他一人负责。于是由饥民具结领粮，活万余人。④春荒过去，丁卯之秋连续两个月阴雨，又是水灾。实在无法，便由他捐出养廉的银两充当粮款，再由饥民具结借粮。但是饥民太多，俸银有限，单凭一个人的余钱能救活多少人？于是，他想到了修城。
关于修城的情形，这里引用一段潍坊市两位同志所述的资料：
潍县城池创于汉代，系土城。明崇祯十三年，易土改砌为石城。后屡次维修。清“雍正八年庚戌夏，六月大雨，城倒坏1425尺，潍决。”（《潍县志稿·通纪》）这次重修，邑中绅士捐银8786两，捐粮若干。遂“招徕饥民就食赴工，劝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积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