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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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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集》卷一,按这本诗集的编年,当在雍正三年(1725年)金农39岁时。上述记载说明,金农30岁左右即开始作画,不过是偶一为之罢了。在金农的心目中,诗第一,书次之,画又次之。诗书是正道,以画名是不得已的事,当时绘画的成就又不足与诗书比,所以金农50岁前不多谈绘事。事情经过若干年,绘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50岁后打破旧观念,以鬻书卖画为能事,画名渐为社会所知,于是50岁后学画的传说便产生了。
  比起“八怪”中其他的人来,金农的画路较宽,不蹈袭他人,独辟蹊径、自出心裁,这和他的学问、才情、胸襟是分不开的。
  金农报罢南归,在扬州待了些时。先住小秦淮,后居北郭僧舍。北郭僧舍今不知确指为何寺,小秦淮为小东门至连接瘦西湖的北水关一带,当时是歌楼酒肆的汇集之地。如今已重加修复,成为悦目赏心的漫步之所。
  金农在扬州的活动,主要是卖书鬻画和文酒之会。乾隆八年(1743年)春,应马氏兄弟招宴饮于小玲珑山馆,厉鹗抚琴,板桥画竹,杭世骏豪吟,快极一时。友朋之间的亲切往来,无拘无束的笑傲挥洒,使金农深感慰藉和欣悦,他有诗记道:“修禊玲珑馆七人,主人昆季宴佳宾。豪吟堇甫髯撚手,觅句句山笔点唇。樊榭抚琴神入定,板桥画竹目生瞋。他年此会仍如许,快杀稽留一老民。”绘色绘声,留下了一幅群乐图。
  此时的扬州,比以往更加繁华,书画市场亦颇活跃,但对不善治生的金农来说,单靠书画尚不能免于贫困,不得不另谋生计,画些纱灯托人兜售是办法之一。这年九月全祖望来扬州,作过一篇《冬心居士写灯记》,说道:“夫以寿门三苍之学,函雅故、正文字,足为庙堂校石经,勒太学,……而况降趋时好,至于写灯,则真穷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一也有一则答金农托卖灯而未果的信:“……白日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乎!……虑有所伤,须挚而归之,明珠反照,自怜终胜人怜。”于此可知金农画灯和卖灯之不易。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二十二日,金农在杭州度过了60岁生日,有自寿诗四首,其一云:“快活平头六十人,老夫见道长精神。从今造酒营生圹,先对青山醉百回。”旷达中不免悲怆。另一首诗的自注有“老妻时尚在天津女家”。过去金农长年飘泊,妻子苦守旧家,如今年老,尚寄食于天津女儿家,此时此刻,能不凄楚!前面提到,金农唯一的女儿海珊,是远嫁天津的。
  这时金农在杭州候潮门外的旧居已经没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徙居到南城隅妹婿家何氏书堂。他芟除杂草,买龙井山僧百竿竹植之。据说,这是他画竹之始。更准确地说,是他更精于画竹之始。他在《画竹题记·序》中说:“冬心先生逾六十始学画竹,前贤竹派不知有。宅东西植修篁约千万计,先生即以为师。”法自然,师造化,“画竹目无古人,不求形似,似出乎町畦之外也”,是他画竹的自况。
  乾隆十五年(1750年),64岁的金农开始定居扬州。起先住在谢司空寺之别院。所谓谢司空寺,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天宁寺。据《大清一统志·扬州府》载:“寺在东晋时为谢安别墅,义兴中有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请于谢司空琰,建兴严寺,宋政和中改今名。”因为寺是谢安别墅改建的,故可称为谢司空寺。志书上一直是沿袭的明代以来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佛驮跋陀罗(359年—429年)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晋义熙四年到长安,义熙(志书作“兴”,误)八年随刘裕到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道场寺在南京中华们处,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佛驮跋陀罗在这里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④。明代志书开始把晋代扬州刺史府所在地的扬都(南京),误认为后来的扬州,并讹传出这样的故事,扬州天宁寺便被称为谢司空寺了。
  金农住谢司空寺(天宁寺),画竹最知名。《画竹题记·序》中又说:“客谢司空宅,无日不为此君(指竹)写照也。画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广陵矣。”苏轼知徐州时,常作墨竹,画竹大师文与可写信给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可往求之。”苏轼彭城画竹,成为历史佳话。金农说:“不在彭城,而在广陵,”是以画竹多而且好深感得意。
  金农在扬州,老妻仍在外地,身边侍奉的是一哑妾。乾隆十六年(1751年)除夕,金农独酌苦吟,思念起远方的老妻,作三体诗(五言、六言、七言)抒怀,有“作客身千转,忆家几回肠”句。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老妻何时回到他的身边,又何时去世的。金农有一告贷札,不知其年月,但肯定写于这年之后是无疑的:
  弟春来心绪种种不佳,兼接天津远信,小女产亡,老妻决意南还,旬日之内措设四五十金,颇难应手,里中诸同好各有所助,助亦弗辞。……今以拙书瘦笔小屏十二幅,髹漆小灯一对,书论画诗二十四首奉寄,聊博数金,作遣人舟揖之费。……
  女儿在天津因生产早亡,老妻决意南回。金农四处筹措、求卖字画,方把她接回,但不久就去世了。时间约在金农65岁以后、68岁以前,因68岁为卢雅雨作的花卉册12幅题跋中,似已有悼亡的意思了。老妻殁后,即将哑妾遣去,过着孤身一人的生活。
  金农身孤心不孤,友朋之间的关切从未中断过。乾隆十八年(1753年)郑板桥在山东以请赈忤大吏罢官,金农特自绘小像寄赠,其跋云:“十年前卧疾江乡,吾友郑进士板桥宰潍县,闻予捐世,服缌麻设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东莱,乃云:冬心先生虽撄二竖,至今无恙也。板桥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予感其生死不渝,赋诗报谢之。迨板桥解组,予澓出游,尝相见广陵僧庐,予仿昔人自为写真寄板桥。”如此高尚的交友之道,使他们相互支撑,傲然自立于逆境之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两淮盐运使卢雅雨首次修禊红桥,后又招诸名流20余人,集红桥观赏芍药,金农先成诗:
  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
  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
  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
  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此精神。
  据说此诗一出,一座为之搁笔。
  卢雅雨名见曾,山东德州人,乾隆二年(1737年)曾任两淮盐运使,因整顿盐政,拒受盐商贿赂,为盐商所诬陷,于第二年罢职流放“坐台”。乾隆十八年(1753年)复任两淮盐运使,一做十年。这次活动是他复任两年后举行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卢又搞过一次红桥修禊,金农、郑板桥等也参加了,成诗得300卷之多。卢在扬州主持风雅,一时称盛。吴敬梓客死扬州,是他出资把吴的棺材运回南京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70岁的金农移寓西方寺。西方寺今尚存,在扬州旧城驼岭巷内,与传说中淳于棼做南柯梦的古槐道院相邻。扬州明以后分旧城、新城。旧城是宋以来的城址,新城是明以后扩筑的。旧城多世居旧家,新城多工商业和手工业者。乾隆皇帝对此也很熟悉。他曾问大臣秦西岩道:“你是扬州人,扬州有旧城、新城,你住在那里?”秦答道:“臣住旧城”。乾隆夸了一句:“旧城多是读书人。”⑤西方寺就在旧城近北门的地方。金农有诗三首,序云:
  居扬州旧城西方寺中,每中饭讫繙佛经,语语笔妙。
  七十老翁,妄念都绝,我亦如来最小弟子也。
  悲凉的心境,只有在佛经中找慰藉。他无可奈何地归结了晚年的情况:
  ……余自先室捐逝,洁身独处,旧畜一痖妾,又复遣去。今客游广陵,寄食僧厨,积岁清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觉不薄。写经之暇,画佛为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禔,但愿享此太平,饱看江南诸寺门前山色耳!
  山色无多,太平难享,剩下的唯有孤寂的洁身独处而已。
  晚年使他快慰的,是收了罗聘、项均等青年人为诗弟子,时时请益,追随杖履,给他不少乐趣。当时罗聘24岁,是最得金农真传的一位。有的说法认为,金农晚年的画大多是罗聘代笔的。弟子为老师代笔不足为奇,项均也为金农代过笔。这只能说明弟子学老师可以乱真,並非是老师人老才退画不好画或竟不能作画。
  自己作书作画,弟子代书代画,金农晚年的生活仍是很贫苦的。有一札说:
  初到于此,鹾使之往淮上盐荚司月者,必俟其归,方有所贻将得也。此时旅舍青黄不接之时,需用颇繁,暂向尊处借银五金,不出十日便奉还也。……
  这样的信札不止一封,其拮据情况可想而知了。
  大概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金农又迁到新城三祝庵居住。三祝庵今已不存,唯此地名及遗址尚可追寻,在今地官第附近。比起西方寺来,三祝庵规模要小得多。有著作说是三生庵的,扬州无此庵,当是三祝庵之误。这地方离盐运使署、小玲珑山馆及弟子罗聘所住朱草诗林,要比西方寺近得多。
  这年金农作自画像寄丁敬,题云:“图成远寄乡之旧友丁钝丁隐君,隐君不见余近五载矣,能不思之乎?”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怀念之情。题末署“金农记于广陵僧舍之九节菖蒲憩馆”,此处与三祝庵是何关系、有无关系,尚待查考。就像金农自己别号甚多一样,对住处也会有种种别称的。
  也是在这一年,罗聘为金农作《蕉荫午睡图》。金跋云:“诗弟子罗聘,近工写真,用宋人白描法,画老夫午睡小影于蕉荫间。因制四言,自为之赞云:先生瞌睡,睡着何妨。长安卿相,不来此乡。绿天如幕,举体清凉。世间同梦,唯有蒙庄。”于悠然自得中略带调侃的意味。
  金农年事虽高而创作不辍,留下了不少传世的作品。举凡梅竹、花卉、山水、蔬果、人物、佛像,无不造意新颖,风格卓荦,
  古拙奇异。书法更达于精纯的境地。他全身心都沉浸于艺术世界中了。
  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76岁的金农却做出一件出乎人意的事情:向南巡的乾隆皇帝呈诗。这时的金农,不可能再有仕途经济之想,为什么还要呈诗?他的《拟进诗表》透露了一些消息:“谨录所业各体诗进呈御览,肃聆圣训,俾在野草茅,沾恩光于万一,荣莫大焉!”金农对自己的诗作自视甚高,不愿以职业画家名世,这一举动很可能是想得到皇帝的首肯而确立诗人的名声,也许还是对考博学鸿词不中的洗刷。为了能够“正名”而暮年呈诗,真是用心良苦了。这说明正统文人身份和职业画家身份,在金农心中的冲突是何等激烈。这一目的並没有能达到。应该承认,金农的诗名为书画名所掩,至今对他的诗的研究和评价还是很不充分的。
  随着老友汪士禛、李方膺、厉鹗、全祖望、马曰琯的相继去世和郑板桥、李复堂、黄慎的进入衰朽残年,金农的心和扬州画坛一同冷落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秋九月,金农在寂寞中与世长辞,享年77岁。据罗聘所写《冬心先生续集·序》,金农“殁于扬州佛舍”,这佛舍是三祝庵?是西方寺?还是其他寺院?现在很难断定。他生前住在佛舍,最后死在佛舍,就是这位老艺术家的结局。身后萧条,不能下葬,还是老友杭世骏集资,由弟子罗聘等奉榇,归葬于浙江临平黄鹤山中。
  说起杭世骏,也可怜得很。他于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比起好友金农、厉鹗来,算是幸运的。但在乾隆八年因殿试言事触犯了满汉之忌,激怒了皇帝,几乎丢掉脑袋。经别人转圜,才赦免其罪,放归故里。回家后无以为生,过卖旧货过活。乾隆三十年南巡到杭州,杭世骏也参与迎驾,乾隆见了问他道:“你靠什么生活?”杭答:“臣世骏开旧货摊。”皇帝不懂,问道:“什么叫开旧货摊?”杭解释道:“把买来的破铜烂铁陈列在地上卖掉。”皇帝听了大笑,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赐他。⑥这不是皇帝的幽默,而是对杭世骏的奚落和嘲弄。杭为金农营葬,正是卖破铜烂铁的时候,这种古道热肠,实在令人感动。
  金农死后,他的思想艺术成就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秦祖永在《桐阴画论》里甚至说:“金寿门农,襟怀高旷,目空古人,若展其遗墨,另有一种奇古之气……,真大家笔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评价,对金农来说,已是身后事了,而对后人,却是永远会研究下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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