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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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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肉眼已无天眼在”,这话给丁敬说准了。艺术家眼瞎,心是不会瞎的。出于意外的领会和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汪士慎突然提笔写了一幅狂草大字,他本能地感到,这不比失明以前差。他迫不及待地赶到金农的住处。金农记道:
  汪六士慎,失明三年,忽近展纸能作狂草,神妙之处,俨然如双瞳未损时。知予卧病萧寺,自携大书一通见赠。……相对终日,尘事俱忘。
  汪士慎的喜悦,金农的喜悦,两位艺术家尽在不言中会心默契,达到了如何神妙的地步。
  还有一件事使汪士慎得到极大安慰的,是他的诗集《巢林集》,由马氏兄弟替他雕板印成了。
  汪士慎“朴不外饰,俭不苟取”,他的晚年是孤寂贫困的,但他得到的是知友们的理解,他别无所求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草屋中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象梅花一般一生疏淡的老人,也象梅花的一缕清香那样消逝了。
  “扬州八怪”中,扬州本籍人不多。李鱓、郑板桥是兴化人,兴化隶属扬州府,罗聘原籍歙县,出生扬州,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但最具扬州人资格的却是高翔。高翔为扬州府甘泉县人。甘泉县是雍正年间析江都县地而另置的县,其治所仍在府治所在的江都县郭内,高翔当是道地的扬州人。
  高翔的家世所知不多。他父名玉桂,字燕山,号竹屋,是江都贡生。终身也就是个贡生,没有做过一官半职。会做诗,有《秋轩诗草》。只会做诗饱不了肚子,所以到高翔出生时已没有房产。高翔的一生是在一处名字很好听(“五岳草堂”)、事实是“所栖唯一庵”的地方度过的。据马曰琯贺高翔50大寿的诗上说:“与君同调复同庚”,他们是同年。马曰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高翔亦生于是年。他字凤冈,号西塘,别号有西唐、西堂、犀堂、山林外臣等。从“山林外臣”联系到他有一方印章“臣高翔”,大约他已经具备了秀才的资格,但也到此而已。
  高翔青年时代就过着清寒生活。曾教过蒙童,这种收入是很菲薄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他穷,穷得清高,穷得自在,像“猛如食叶蚕”似的好学不拙。他和汪士慎一样,交游很少,“避客年来高凤冈,扣门从不出书堂”③,关在家里种花、养鸟、写篆字、画梅花。孤傲不群和嗜学成癖的性格,使他在学问词章、书法绘画上自成高格。
  孤傲不群不等于没有知心朋友。他最早的知心朋友是马家兄弟。据有关记载,高翔家的“五岳草堂”在扬州新城西北,与马氏兄弟的住宅相近,几乎是“两家老屋常相望”。这座草堂虽简朴,环境却不凡。汪士慎有诗云:“五岳堂上生清风,檐花石竹香濛濛。两深苔老户常键,二分月堕蓬蒿中。”这样一处住所,住着这样一位年轻才人,马氏兄弟当然很快就结识了。高翔、马曰琯“同庚”,当时都是15岁,又是“同调”——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调,从此他们成了密友。弟弟马曰璐更进一层,把这位年长几岁的朋友看成是老师——“烟云翰墨亦吾师”。
  成为马家的常客,生活上得到资助固不必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意气相投的同道。邗江吟社的一班诗友,如金农、汪士慎、华嵒、高风翰、陈章、陈撰、丁敬、厉鹗等,先后成为高翔的挚友。应该说,高翔艺术上的成就,他的声名的传扬,小玲珑山馆这块艺林聚珍之地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这些朋友中,相处最为投契的是汪士慎。上面已提到过他们联袂出游、相互关切的情况,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也不比一般。乾隆七年(1742年)元宵前一日,高翔在小玲珑山馆朗诵他自作的《雨中集字怀人诗》120首,汪士慎击节称赏,作《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唐诵雨中集字怀人诗》:
  细听子吟诵,琅琅山馆清。
  所怀多相识,入耳是新声。
  春雨得诗句,东风寄远情。
  今宵作餐会,花径已灯明。
  这是两颗诗心碰撞而溅出的诗的火花。
  乾隆八年(1743年),高翔与汪士慎在小玲珑山馆合作绘《梅花纸帐》巨制,疏干繁枝,交相辉映,获得一致赞誉。唐建中、程梦星、马曰琯、马日璐、厉鹗、方士庶、陈章、闵华、全祖望等都题诗于上,传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高翔与汪士慎、二马的友谊数十年如一日。高翔50岁生日,汪有贺诗,前已引。马曰琯亦有《寿高西堂五十》两首:
  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
  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弟兄。
  贫里能忘三径隘,秋来多感二毛生。
  频年踪迹追相忆,酒绿灯红倍有情。
  掩却书关昼懒开,更教锸棘护苍苔。
  卷帘或有鸟窥席,抬眼惟邀月入怀。
  未许人来怜遁迹,几曾天不厚清才。
  松筠健质婴儿性,日日斑衣戏老莱。
  情真意切,写出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写出了高翔的品格和境遇,也写出了人世的沧桑,非知已不能熨贴如此。顺便说一句,从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看,50岁时,高翔的高堂尚健在。
  后来汪士慎在北城隅购置草堂,与高翔更邻近了。高家的“五岳草堂”和汪家的“青山旧馆”,是他们的常聚之所,“一屐走深巷”,别有一番画意诗情。他们的住处,与小玲珑山馆近,与金农寄寓的三祝庵、高凤翰寄寓董相祠(董仲舒祠堂)、罗聘的住宅弥陀巷也相距不远,都在新城西北隅。这里成了“八怪”汇聚的特别文化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翔与石涛的关系。石涛晚年寓扬州,按《扬州画舫录》的说法,高翔“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比高翔大四五十岁,是忘年交,其关系在师友之间。《广陵诗事》载:
  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并有句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诗人高西唐(翔)独敦友谊,年年为之扫墓酹酒。闵帘风有《题石涛墓门图》诗云:“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
  闵华字帘风,江都人。他在上引两句诗的后面自注道:“诗人高西唐独敦友谊,至今犹为之扫墓。”石涛墓在平山堂后,身后无人,唯有高翔年年为之扫墓,至死弗辍。“独敦友谊”,表现了高翔对这位前辈艺术家的敬重和他的古道热肠。孤傲不群和独敦友谊在高翔身上是如何突兀而和谐的结合!高翔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享年67岁。病中,友人们十分关心,马曰琯有《问西唐疾》:
  念切平生友,敲门问讯频。
  窗虚通药气,秋冷怯吟身。
  以我霜加鬓,怜君病损神。
  何时杯酒共,把臂复相亲。
  他们频频探讯,嘘寒问暖,多么希望这位老画师病愈而起,“把臂复相亲”。然而他竟然过早地走了,怎不令人“一想一沾衣”。马曰琯《哭高西唐》两首之一云:
  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
  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
  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
  深情难尽说,痛哭返柴门。
  深沉的感情表达了生死不渝的交情,马氏不以富贵傲贫贱的敦于友谊,堪为典范。“高风人共尊”,高翔可以无憾矣。
  这时,68岁的汪士慎,蛰居茅屋,双目失明,已经无泪可洒了。
  汪士慎、高翔俱以画梅闻名,正如金农所说,汪“画繁枝,千花万蕊”,高“画疏枝,半开軃朵”,一是“管领冷香”,一是“抹红一点”,各臻其微。他们当然不只是画梅花,但汪士慎基本以花卉为主,高则花卉、人物、佛像、山水俱有佳制。《冬心先生集》卷首“冬心先生四十七岁小像”,即为高翔所绘,他还画过观音大士像。高翔的山水有渐江、石涛的纵姿,也吸取了元四家之一倪云林的简静工整。《弹指阁》是高翔的代表作之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弹指阁在天宁寺下院的枝上村,“南筑弹指阁三楹,三间五架,制极规矩。阁中贮图书玩好,皆希世珍。阁外竹树疏密相间,鹤二,往来闲逸。阁后竹篱,篱外修竹参天,断绝人路。”在高翔笔下,即简练明洁地再现了这个环境,又弥漫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幽冷静之气,观之如入清凉世界,确是出神入画之作。此画今藏扬州博物馆。
  有人将高翔和高凤翰、李世倬、允禧、张鹏翀、李师中、董邗达、王延恪、陈嘉乐和张士英称为“画中十哲”,颇严谨的郑昶的《中华绘画全史》又列十哲为以王原祈为开山的娄东派的嫡系。这和“八怪”的风格相差甚远。不过从这矛盾的分类中,可以追寻“八怪”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的线索,也是不无启发的。
  汪士慎和高翔还精于篆刻,当时与丁敬齐名,他们都为金农制过印,“无印不佳”。高翔与高风翰、潘西凤、沈凤称为印中“西凤”,这在篆刻史上是值得深究的。
  他们都是诗人。汪士慎生前刻有《巢林集》;高翔生前编成《西唐诗钞》,并请友人陈章写了序,但未及刻印就去世了。为画名所掩,他们的诗不如他们的画那样为人所熟知。
  注:
  ①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一。
  ②同上卷八。
  ③董耻夫《扬州竹枝词》。
  第九章 自笑一身浑是胆
  ——李方膺
  一、波涛宦海几飘蓬
  雍正十年(1732年),在当时的山东青州,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来自兰山县的民众,要求轮流探视关在青州监狱里的一名犯人。当得不到允许时,老百姓就围聚在监狱外面,把担来的钱贝鸡黍等慰问品,从墙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沟都填满了。这样做,虽然关在狱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却表达了同情和宣泄了愤恨,心里觉得好过些。
  原来关在狱里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兰山县的一位县令。这位县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压在他头上的封疆大使——河南总督王士俊下令要“垦荒”。垦荒,从名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位总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没有经过周密筹划,只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规定每县的开垦目标和严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们更是不顾农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员还乘机勒索,弄得农民不仅不能从事正常生产,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位兰山县令是个明白人,看出这是“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力陈开垦之弊,面对太守的日夜催迫,郑重表示:“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扰”,坚决不予执行。他这种态度,大大扫了总督王士俊的兴,王一怒之下,捏造个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
  这位县令为民请命而得罪,老百姓当然站在他一边,于是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实,这位县令被诬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一次宦海风波,但没有这次严重罢了。
  看得出来,这位县令是位爱民、务实、有胆识的小官吏。然而他后来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绩,而在另一种本事——
  画艺,或者说,是为政的经历促成了他的画艺。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来追题在《三代耕织图》的诗中所说,是个“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的半耕半读的人家。龙角是他的乳名,说明他从小放过牛。这样的人家毕竟和本色农民不同,还是以读书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亲李玉鋐中进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长绘画;他是补邑弟子员。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走父亲的路,“奋志为官”,一是学哥哥的样,“尽力作画”。起先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这个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使他有机会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国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爱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陪同父亲进京。觐见的时候,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一说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问道:“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来”。雍正问:“现任何职,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个生员,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风趣地说:“没有先学会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见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给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录用。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田不是科举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抚期间执法严厉、政绩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宠眷,为他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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