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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用睿亮的双目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开始了45分钟的讲演，他的语音沉稳，略带沙哑，却极富魅力。台下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录着。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最后情真意切他说：“中国、印度，都有着5000千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周恩来的演讲刚一结束，圆柱厅里便爆起掌声的大潮，韦尔娜拍着巴掌，兴奋地站了起来。数百名记者受到感染，也纷纷离座站起来。
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煎熬。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一次招待会上曾被质问得面红耳赤，当场出丑。财政部长德赛竟在招待会中途被嘘下讲台。
这一点各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都有耳闻。但是，令人无可争辩的是，自从周恩来跨进这座圆柱厅的第一步起，他就控制了整个会场，那些准备发难、炮轰的记者们，居然随着周恩来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音的抑扬起伏，老老实实地聆听了45分钟，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周恩来端起茶杯，侧身呷了一口茶。他从不正对听众喝水，事无巨细，都处处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之所在。
周恩来转回身，清了清喉咙，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
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
这一下，会场居然沉静下来，出奇的静。终于，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印度新闻托拉斯的记者，请问周恩来先生，中印边界的领土划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谈判，再重新划分吗？”
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这位印度人刚坐下，身旁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吗？”
周恩来严肃他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
詹姆斯气急败坏他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
周恩来但然他说：“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
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如果说彼此都伤害了感情的话，我们中国也仅仅是因为一条用于和平建设的公路。”
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报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
周恩来冷峻他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
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
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的平稳：“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我们伤害谁了吗？
可是印度政府呢？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盂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
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中国是受到了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个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
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全部震慑住了，记者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苦笑着摇头，尴尬地喘气。
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愿谅，我的外交部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威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王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诚相告吗？”
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其所能的回答你。”
“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62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8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青、美俊，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
全场上静默有顷，猛然炸锅般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将刚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驱赶得纤缕不存。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两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两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我……”
周恩来的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喉咙里喧泄着各种代表欢乐和赞赏的音符。
这浑杂的持续长达7分钟的雷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
然而，周恩来的和平祈求落空了。
（3）“里窝那”进攻计划出笼。
1962年10月1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3周年大庆。当首都北京的夜空鸣响着隆隆礼炮，绽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印度命运的作战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参加会议的有击军总参谋长塔帕尔上将，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东部战区司令莱普森中将，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中将，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参谋部助理迪隆少将，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此外，还有3位文职官员，内阁秘书凯拉，国防部秘书克萨林，情报局局长马立克。
身为文职官员的梅农，虽然担当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肩扛金花、绶带斜挂的将领时，总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压迫感。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的看家法宝便是斥责、嘲笑他们。因此，属下的将领对他多有不满，可又不得不感激他，因为他用频繁的调动不断晋升他们的军衔，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军官、特别是将军们的薪金。
他在任期间，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尤其是他同尼赫鲁之间极亲密的私人关系，没有一个军官不对此感到畏惧。
梅农首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说：“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帮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让我制定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了，这就是”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利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
帕利特准将摊开文件夹，说：“取名‘里窝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曾在那儿作过战，仅此而已。”
接着，他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在东部，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4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4军军长。进攻的准备，要在10月10日前完成。
帕利特准将刚刚讲完，蒂迈雅上将就高声喊叫起来：“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拿什么去组建第4军？凭什么同中国军队打仗？怎样在10月10日前完成进攻准备？你知道那儿的地形地貌吗？全是1万4千英尺以上的连绵不绝的大山，在地图上量出3个小时的行军距离，实际要走上3天。后勤保障全部要靠空投，可是，那儿连一块空投的平地都找不到，制定这种计划，不是疯子，就是傻瓜。”
考尔中将敲了敲桌面，严肃他说：“蒂迈雅将军，请你放尊重些，这份作战计划，是我和塔帕尔上将一块制定的，你尽可以批评、修正，但决不许可诋毁，更不能全盘否定。要知道，印度的每个人都不耐烦了，指责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赶出去。许多报纸骂我们是胆小鬼，不能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做为一个军人，你能忍受吗？再不行动，政府就要垮台，我们都要被送上绞刑架，你懂吗？”
蒂迈雅冷笑连连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出自别人之手，或许还有探讨的可能，可是你一参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短短的10年间，你从一个少校升到中将，坐上了参谋局长的宝座，你算什么，你真枪实弹的指挥过一次战斗吗？还不是凭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巧舌如簧的嘴。为了你的提升，我曾经辞职过一次，很可惜，没有挡住你亨通直上的官运。这一次，我豁上一切不要，也要阻止你，什么‘里窝那’完全是几张烂纸，你也绝不能出任第4军军长。”
考尔尖利地说：“你最好放明白些，这是作战会议，不是可以随意进行人身攻击的议会，我的任命书是尼赫鲁总理临行前亲自签署的，为此你尽可能再辞职一次，不过这回，不会有人再劝你收回了。”
这一刀深深刺穿了蒂迈雅的心脏。两年前考尔由第4师少将师长升任参谋局长职务时，蒂迈雅曾极力反对，认为他好夸大言辞，极富幻想，又无实际作战经验，担任仅次于参谋总长的职务，确实不能胜任。但尼赫鲁断然否决了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