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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额头小，双颊的比例稍嫌大了一点，除了遗传家里的双下巴，我脸上还有很多疤，像左眼下面就有个缝了二十八针狗咬的疤。右边眉毛上断了一小块，因为小时候上台表演钢琴时太紧张，撞到钢琴脚留下来的。
右眼皮上面也缝了四针，因为保姆把襁褓中的我放在桌子上，我莫名其妙地滚下来，恰巧，就迎着地上的熨斗撞了过去。这一切一切的“前因”，归结在演艺圈里就是一个结果：“很难拍”。
我跟很多摄影师第一次合作时，我都会事先声明我是很难拍的。他们的表情回应是：没有一个艺人觉得自己是好拍的。我只好加重语气地说明，我拍起来显胖。这样说了，大概百分之一的摄影师会开始研究起我来，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都觉得我病态，会回答说：“你这脸要是难拍，那别人该怎么办？”但等到看过毛片，他们尴尬的微笑便已经说明一切。所幸尽管这样，我还是挤进了这个行业。靠着科技的进步，摄影人员的巧夺天工，我还是留下了一些“没什么瑕疵的模样”。
但是这几年我越发觉得，美貌这件事是个无底洞。你永远都不会完全满意自己的长相，不管你是茱莉亚·罗勃兹，还是卡麦隆·迪亚。在任何场合，比如拍戏现场、发廊、办公室、超级市场，只要两个女人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就是离不开“怎么样可以更美”，或者，对另一些天之骄子来说，就是“怎样保持美貌”、“哪一种减肥方法有用”、“谁去做了什么手术”、“哪一种保养品可以消除鱼尾纹”……
执政党会变，四季会更替，但这个话题是永恒的，我也不例外。
这几年，除了继续怨叹自己不够上相，我还开始认真地想让自己做一个好演员。好演员可以有很多定义，但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不论酬劳高低，不管角色大小，无所谓晴雨风霜。但是保持最佳状态有时候就是——不能太丑。一个含情脉脉的女主角正凝视着情夫的背影，镜头忽跳一个她泫然欲泣的特写，噢——她脸上有三个疤。这不叫写实，这是岔题。
这次就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拍病房的戏。照理来说妆应该是很简单的，我也就是简简单单白着一张脸躺在那里。躺下的时候，我心里还盘算着可以睡它个一整天。可是因为我的脸一躺下，两边的双颊就显得更大了，于是摄影师开始不断更换机位。然而病房很小，能挪动的空间并不大，所以灯光师只好开始试着从不同的光源位置来替我“暂时性”地进行瘦脸手术。
看着一块块的米波罗（也就是我们用来反光的白色保力龙）就这么一再挪过来、移过去，再瞧着一张张遮光的黑布架上去又放下来，往右一点，再往左一点，到最后甚至只好用我病床旁边的花来制造影子替我整容，这一切令身为女主角的我非常之不好意思。但一想这不就是为了把我拍得漂亮吗？所以只好默许一堆壮丁挥汗在我身边忙得团团转！最后，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真是不好意思，为了我的双下巴，壮汉也要学绣花”，他们都乐了，一边乐，一边手脚不停地帮我修出了一张在屏幕上“还不难看”的脸。
随着工作的累积，在我脸上实验过的保养品也是种类越来越多。常常在后台看到一些正当青春的女明星细致无瑕的皮肤时，我也会羡慕。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已会去想：“不用忌妒，你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只是你无知的青春已经换成别的东西，也许就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当面对比自己更需要保养的同行前辈时，你也不需心存侥幸。”我希望自己到了她们这个年龄时，也可以有她们的努力不懈，甚至比她们更努力。每当这样的念头出现在脑海，我的脸就会浮出微笑……笑太多，据说会增加皱纹。不过值得。
伟大的林肯好像说过：“四十岁以后，你将为你自己的容貌负责。”这句话我也谨记在心。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妆点我的不是任何有奇效的保养品，而是谦卑的生活态度。如果我还能持续“容光焕发”，受人称道，也不会是因为去抽脂拉皮，而是因为我专心致志地对工作的奉献。
哭，还是会哭的
那天要离开台北出外拍戏时，我竟然在桃园机场哭了起来。
这不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但是每一次总免不了难过。
后来朋友知道了，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我：
“哭，我看是一定要哭的。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天下应该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辛苦劳动，都会化成果实。反过来说，就算不用工作也能坐吃山空，那种享受会是如此的滋味吗？所以我现在觉得，辛苦工作就是为了能尽情享乐。不只是赚钱享乐，而是能真正‘体会’生活的乐趣。每天都无所事事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种乐趣的。所以我看哭还是得哭，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尽情体会欢笑的可贵。”
我的滚石，我很重要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会离开滚石，就像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进滚石。
很多歌手认识流行音乐都是从西洋音乐开始的，而我，却是从听滚石的歌开始。小时候，家里人听包娜娜、姚苏蓉，后来姐姐们听民歌。而我，第一次自己进唱片行买的唱片就是滚石潘越云的专辑。滚石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说，不只是一家唱片公司，而是一种“音乐”。
我后来学了古典音乐，但是对于流行音乐，我始终怀着一种偏执的激情。高中时念的音乐班不准听靡靡之音，我曾经因为被查到CD Walkman里放着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滚石发行），而遭记警告一次。这种处罚我甘之如饴，就像因为写情书被记过。我求学期间没谈过什么像样的恋爱，陪我度过无数苦涩怀春日子的是李宗盛、罗大佑、黄韵玲、齐豫、张艾嘉、潘越云、陈淑桦的歌声。我当时常常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同时召来那么多我的知音。别人喜欢的音乐遍及古今中外，我的心声却千篇一律归向一家唱片公司。
说是我的运气，不如说是心诚则灵——我签进了滚石唱片公司。我还记得第一次进公司，紧张到连路都不会走。当时的滚石在光复南路的麦当劳楼上，我走上去看到的第一幅画面是海报上的苏慧伦躺在地上对着我微笑（《寂寞喧哗》专辑）。另一头衬着黄色的底贴着两行斗大的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当时我血管里的液体想必都滚了起来。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有这么一天能进这家公司工作，而且想必我有一天应该也会变得“很重要”，因为既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音乐也很重要……那么这里将不只是我的工作地点、我的事业，滚石也是我的怪兽电力公司，是我最终的庙堂。
就凭着这样的情怀，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从一个小制作助理，到成了一个“资深歌手”，大家叫我奶姐。这十二年，我还记得多少个除夕夜，大家在家吃完年夜饭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公司聚会。整个旧历年，工作室的灯通宵亮着。这是一个比家更接近家的地方。很多人说滚石有一种魔力，进来了就出不去。甚至就算真离开了，也都会再回来。这个传说我是一直深信不疑的。
这一两年，我慢慢发现过去陪伴我一起成长的人渐渐不见了，过去我深信的音乐态度在这个行业里慢慢要消失了。现今的音乐人似乎不再有作音乐给自己听的奢侈，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在不赔钱的情况下还能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看着一群怀有音乐梦想的人，开始卑躬屈膝、浓妆艳抹地去迎合环境的改变，这对像我这种信徒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这种霎时令人手足无措的变化，有人说是因为盗版，也有人说是因为音乐人不争气。无论如何，过去将我牢牢迷惑住的魔力开始一点一滴地流失。而我，跟很多音乐人一样，面临着离开或留下的抉择。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离开滚石。如果没有别家唱片公司愿意接手我的案子，说服我这个行业仍然可为，也许我反而会快乐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完全不用去面对离开滚石的可能性。
但我终将要离开滚石。既然我是一个信徒，我就必须忠于我的信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人，前仆后继从中国各地到西域修习佛法，餐风露宿，数十年如一日。他们的动力不是可以去旅行或赚更多钱，因为可以想见那一大片荒漠高山在当时是多大的考验。这个比喻可能有点不伦不类，但我的心情跟朝圣者是一样的。为了要追寻我心中仍有的那一点点激情，我必须离乡背井去接受考验。我带不走的，是我最纯情的梦，以及对音乐最真诚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滚石”仍然是巨大的磁石，集美丽与力量于一身，永不止息地滚动着，不仅不生苔，而且希望能越滚越大。
旧历年前的某一天，我如往常一样进滚石开会。虽然对前途感到惶惶，但我似乎感觉那会是最后一次进滚石，以一个滚石歌手的身份来开会。我坐在那里跟勇志和小艾开会，突然三毛总经理走了进来，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红酒。这是我进滚石十二年来，总经理第一次这样问我。这也是第一次，我觉得他把我当一个大人。我说好，他坐下来，啜着酒，缓缓地跟我们说起那个属于“滚石黄金年代”的记忆，属于那个时代的音乐。我终于像是滚石的家人了。什么样的编剧，也很难给我一个收场，表达得出我当下的感觉。十二年来，我像是卑微地暗恋着，而到我该离去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爱已经被接受了。
那天出公司时已是傍晚，我上车放了李心洁的《谢谢你给我的爱》。我相信这绝对不会是滚石最后一次感动我。结束十二年的婚约是悲惨的，而结束时你仍然热爱着对方，就不知道言辞如何形容了。海报上苏慧伦甜美的笑容没有骗我，滚石始终令我宾至如归。那八个字的标语也没有骗我，现在的我，果然比十二年前的我相信自己可以是重要的。
□照片摄于苏小姐唱片签名会，我是她的歌迷，特意去排队，跟偶像拍照，而且我买了五张。
算命的说
张爱玲说，读书人与老百姓对宗教的看法不同： “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我读的书不多，对于宗教这一件事，我的态度是需要的时候可以相信，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忘记，大约比较接近张爱玲所说的那种“愚民”。
我小时候曾一度以为算命是中国人的专利，因为身边的人凡事都喜欢求神问卜，而西洋的电影、小说里却完全不见这种事。长大了，突然开始流行西洋星座，才发现算命举世皆有，只是名称及自以为是的程度不同。中国人的易卜以紫微最为玄妙，也最铁齿，上天入地，古往今来，无所不包。西洋占星术是心理学加统计学。而扑克牌算命最接近游戏，相信随机也可以有明牌。至于吉普赛人的水晶球，则已经把预卜未来当做一种戏剧，准不准不重要，但道具要炫，过程一定要表演得精彩。
我从来不说我不信算命。如果人生在世真有“运命早注定”这回事，那么其运作方式一定也是非常玄妙，大大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就像西方人说的：“上帝的手法，玄密之致。”因此就算有这么一回事，也不是我看得懂的。既然我看不懂，我怎么能说它没有呢？如果有人说他看懂了，真的非常恭喜他，但跟他抬杠或去抓他的小辫子，也不合我“愚民”的身份地位。万一他真看懂了怎么办，我可不想去冒犯“上达天听”的高人。这大概也是中国人选择“宁可信其有”的原因。中国人对追求真理没有那么热衷，中国人选择明哲保身。这是一种好的态度，这让我们民族活了几千年，而且越活越有力气。
小时候祖母就带着我去算命，大概是父母都不在身边，她特别觉得我的前途需要指点迷津。尤其是遇到重要的考试，或者人生道路转折的时候，算命总扮演着安定人心或临门一脚的功用。算多了以后，我归纳出，算命准不准不重要，有没有用也不太需要计较。谁还记得八岁的时候黄半仙说我几岁一定结婚？要算命的说的都算数，我现在可能都三个小孩了。不只一个算命的说我的婚姻年纪一定是二十七岁！我二十七岁的那一年，活像个花痴一样，觉得身边任何男人都有可能是我的丈夫！
更妙的，是算命先生说起我的“感情状况”：“你啊！身边的男人绝对不会只有你一个女人。”这话有点绕弯，但意思很清楚。我回去看我男朋友，怎么看都怪怪的，什么言行举止都变成蛛丝马迹，几乎就差准备大吵一架了。这种铁口直断很有意思，人听了回去果真疑神疑鬼，说不定还真查出点什么。到那节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