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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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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底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于神宗即位,这十五天中,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底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底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底同情,这一个策划实现了。(《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但是实现的时期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传称穆宗“甫崩”)胡涍传(《明史》卷—一五《陈吾德传》附)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底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参后)这个策划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发表底手续。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嘉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廷顾命之铛,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关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底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日:”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及《居正传》皆不载。)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文忠公行实》记扶持还宫以后,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嘱托甚至“。)第二天随即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地精细,决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地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参《明史·高拱传》)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冯保更加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见,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沈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底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面。高拱底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进的掌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惟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作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底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底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武后元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底诏令,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中旨是谁底旨意?皇上底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迟要把你们赶走。”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底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底阵线。
  高拱取的攻势,当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认定自己和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他要报答穆宗皇帝,也要辅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辅,更加责无旁贷。冯保底气焰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礼掌印太监,现在又用中旨提督东厂。司礼掌印管的宫内,提督东厂便管到宫外来了。特务工作又落到他手里,冯保不是成为独裁吗?高拱容不得,他决定进攻了。第一道火线由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一齐向前。他们底奏疏和排炮一样地发出了,共同的目标只是一个冯保。第二道火线是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遵。树德攻击冯保掌司礼监一事,他底奏疏说: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这是用的最合逻辑的论法。惟一的答案,当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只是冯保矫诏。矫诏便有矫诏的处分,高拱正准备着。雒遵是高拱底门生,更是一员大将,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时候,冯保站在御座旁边,于是提出攻击。
  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
  两道奏疏又一齐发出了,共同的目标也只是冯保。这时已经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即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没有不知道。不关事,战争是战争,用不到秘密。一切的计划,是高拱发动的,给事中和御史们,也受高拱主使,这也用不到秘密。隆庆四年以来,高拱和言官们打成一片,久已是公开的事实,何况冯保提督东厂,侦缉底特权和机构,都在他手里,那还有什么秘密?高拱只准备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打倒一个横行跋扈的内监。他晓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会发交内阁拟旨,权柄在自己手里,不愁冯保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也曾上疏,请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交还内阁。他准备负全责,当然他可以要求揽全权。他认定在缜密的布置之下,这一来可把冯保打倒了。
  他所顾虑的还是内阁的同僚。四月中高仪入阁的时候,他就称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给他去信:“辱教,知东山情切,高驾夷犹,殊失朝野之望。兹温綍再颁,敦劝愈笃,恐上命不可屡抗,物望不可终孤。”(书牍三《答宗伯高南宇》)后来高仪果然来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顾命的时候,高仪曾经豫闻,但是现在他确是病倒了,在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么援助。还有张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后,他奉诏到大峪岭视察葬地,这是准备穆宗皇帝底葬事,当然应由一位得力大臣去的。天又热,路上又辛苦,据说他回来以后又病倒了,这几天正在请病假,没有到内阁。高拱看到两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紧,他准备一个人担负着。
  居正这几年以来,逐渐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况。内阁中的同僚都去了,这是为的什么?六年三月间,礼部尚书潘晟又去了,又是为的什么?潘晟去位以后,曾经来一封信,居正答复道:辱别谕,一一领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猥辱至爱,中心藏之。(书牍四《答宗伯潘水帘》居正有《义命说》,见文集六。)
  那时他认为高拱底目标,只是自己,斗争没有把握,刘奋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静以俟命。他底心绪正从烦闷转为恬淡。万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后,政治方面又跃起新兴的势力,演成内阁和司礼监的决斗。“什么内阁?”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冯保和自己没有什么渊源,高拱底策略,冯保不是没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明史·高拱传》称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冯保传》称保与居正定谋逐拱。)他采取的方式,只是坐观成败。高拱胜了,居正自然还有他底“义命之学”;冯保胜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对于冯保,居正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气已经紧张的了不得,暴风雨就要发作了,等着罢。在这个情况之下,居正只说是受了暑,在内阁请假几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去了,满心以为这一次就是驱逐冯保的机会。居正还在假中,没有去。(《明史纪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传》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会极门。以周圣楷《张居正传》考之,则言居正卜视陵寝,”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岭未回。周《传》作于崇祯间,应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二《谢召见疏》则言”祗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召臣入“,是十六日居正实已还京,尚在假中。)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边,正立着自己底敌人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已经失败了。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底谕旨道: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日,”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原文)
  高拱果然失败了。高拱底后盾是外庭,冯保底后盾是深宫;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冯保底罪恶,冯保便能撺掇后妃,怀疑高拱底忠诚。高拱这一次失败,深深地给居正一个教训,以后居正当国,在主持国政以外,对于奉承后宫和联络内监两件事,都化费不少的工夫。
  明朝大臣解职回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便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本来是特许,但是后来慢慢成为常例了。偏偏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明史纪事本末》)有的说是骡车,(《明史·高拱传》)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七月间居正有信给王崇古说:主少国疑,艰难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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