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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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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通常人用汉朝科日秀才异等底名称,称为秀才。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底出身,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主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是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便指的这些人。
  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去今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居正认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疏称: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疏后附列十八款,日标都在振饬当时的学风,列四款于次:
  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
  这是居正整饬学风的计划;他要打倒游谈之士,所以不许创建书院;他要肃清学霸之源,所以裁减学额;至于禁止纠众,考验文理,固然是明初以来的遗规,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实行,因此尽管只是旧话重提,但是重提的旧话,到了万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义,不能再当具文看待。关于书院一方面,到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在学额方面,因为考成底关系,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言:“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命,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大致这不是一句诬蔑的话。
  假如居正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关于整顿学风的事,也许还要重行考虑。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的国家移转到一个委琐平庸的杨坚手里,智识阶层,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声。明朝以来,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底手里。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底反对,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底拥护。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的人物,何况在居正的时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张沙汰生员,但是毕竟没有沙汰。居正以后,思宗时,大学土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弹劾,疏言体仁“又议裁减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传》)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但是主张裁减生员,何尝得罪于圣贤?孔子尝为乘田、委吏,盂子也说“往役、义也”。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层,也没有提出领米免役的要求,为什么主张裁减生员,为民众减轻负担,为公家平均劳役,就算是得罪圣贤呢?傅朝祐底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层底既得权利,不肯放弃。
  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万历八年,他曾经说起:
  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毁誉关头,所以能有当日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万历三年五月,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属夷”传来的消息,鞑靼武士又出动了。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他纠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万骑土,准备向辽东开发。消息紧张的了不得。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敌人已经开到大宁,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神宗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惊惶极了,他问居正怎样办。
  “请皇上宽心,”居正说。“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地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不久,继光底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居正底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居正上《论边事疏》: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彼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论边事疏》)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土出身的官员,特别蒙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是考进土,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贾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到现在三年了。万历三年八月,居正疏请增加阁员。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御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著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底同僚,其实只是居正底属员。首辅底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杨博底同乡,王崇古底外甥,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办法,能忍耐,而且舍得化钱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边务的时期,四维当然很清楚,以后俺答封贡事起,朝议未定,奔走关说,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因此深得高拱底器重。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间的冲突。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乞假家居。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地连络。隆庆六年,高拱失败,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但是因为王崇古底关系,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于是他再连络冯保和李太后底父亲、武清伯李伟。万历二年,四维入京,以翰林学土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待郎,三年八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至于争权,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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