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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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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恋、畏惧,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占有居正底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在自己当国的五年三个月中间,整个明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富强的国家;自己去位以后,会不会重行回到困顿中去?这一切,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代价未免太大了。居正觉得李幼孜底语句还在自己耳朵里响着: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这样他才决定辞俸守制的办法。万历八年他在奏疏中说过: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奏疏九《辞考满加恩疏》)
  居正辞俸守制,但是神宗没有让他枵腹从公的道理,所以万历五年十月传旨: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见奏疏六《谢内府供给疏》)
  居正曾和顺天巡抚陈道基谈起当日的心境:
  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书牍九《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
  “辞俸守制”是居正发见的名辞,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丧,不守制,怙权贪位。居正曾经谈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这句话更引起他们底反感。《论语》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那一个不曾读过?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丧更行缩短的时候,孔子生了大气,《论语》里还记着: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底逻辑,认定小孩在出身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底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三年,报答父母底恩爱。现在居正照旧入阁办事,还说什么守制,照旧赐酒赐饭,还说什么辞俸?一切只是名辞底簸弄,还谈什么圣贤道理?最可恨的是负着言论责任的御史、给事中,现在不但不曾弹劾,反而陈请慰留,甘心成为权门底鹰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万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发见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色采,象一道几丈长的白虹,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异。不错,荀子曾经说过:“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天论》)但是荀子底话,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非常的大变。彗星出见以后,神宗下诏修省。修省是一种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第一个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说: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讦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速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中行隆庆五年进士,是居正底门生,上疏以后,进谒老师,连同底稿也递上了。
  “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问道,“已经奏上了吗?”“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的,”中行说。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痛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了。中行、用贤上疏请令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艾穆、思孝则请令居正回籍守制。他们说: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例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亲,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居正的奏疏来了,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的奏疏来了,南京尚书潘晟也上疏请留了,偏偏居正底门生和刑部两个属官上疏请令奔丧,甚至请令守制。这是为的什么?是反动的势力,还是另外有什么阴谋?居正正在痛恨和愤慨。外边的风声愈来愈紧张了。从严嵩时代起,凡是攻击辅臣的,常得廷杖的处分,高拱时代不是也准备廷杖言官吗?一切都在人们底记忆中。居正在七七以内,本来没有入阁办事,他在出处方面,原有周旋的余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给居正满意。杖、杖、杖,惟有廷杖才是满足居正的办法。然而廷杖是怎样一种处分呢?受刑未毕,随即死在廷中的故事,大家也还记得。血腥又荡漾起来。
  礼部尚书马自强晋谒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帏里面。自强极力为中行等解释,他说这一群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气盛,冒昧无知,但是他们只是为的国家,并不是有意攻击首辅;他说皇上盛怒之下,惟有居正上疏,为他们营救,才可免去一场大祸。自强真有些黯然了。
  “居丧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尚书原谅罢,”居正匍匐着回答。
  翰林院的官员们一齐上疏救援了。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具名,但是这一次上疏,只是石沈大海,一点影响也没有。眼看吴中行等四个都要受刑了。他们焦急的了不得。新科状元沈懋学想起居正底儿子嗣修,他写信给嗣修,请他和居正说情,一连去了三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说。懋学惶急了,他知道李幼滋和居正接近,幼滋不是提倡讲学的吗?和他谈一些纲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学又去信了。幼滋底答复只是这几句:“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竖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请求守制,现在简直是有意不奔丧,从被动成为主动,甚至认为圣贤中道。幼滋这一番言论,更引起一般人底不满。
  廷杖底执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居正。居正托辞不见,眼看又成僵局。锡爵急了,一直奔到孝闱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为吴中行等辩护,他请居正申救。
  “圣怒太严重了,说不得,”居正说。
  ‘即是圣怒严重,“锡爵侃侃地说,”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居正伏着叩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又《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云,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明史稿·张居正传》云:居正至引刀作自刭状,以胁之。《明史·王锡爵传》言居正径入不顾。今按世贞与锡爵往还甚密,言较可信,其余则传闻之辞也。)
  锡爵骇然地退出了。就这样决定吴中行等受杖的命运。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贤各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中行已经气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领医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几十块。用贤是一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有手掌大,后来他底妻索性把这块肉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的教训。在他们两人逐出北京的时候,日讲官右庶子许文穆送给中行一只玉杯,上面镌着几行字: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贤所得的是一只犀角杯,上面也有几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惨了。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得到充军的处分,艾穆遣戍凉州,思孝遣戍神电卫。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没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乡。居正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严嵩,分宜人)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他回想到门生和同乡都向自己攻击,真有些感慨系之。
  气量宽宏的大臣,遇到这个局面,用不到愤激,更谈不上廷杖,争是非本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要流血呢?但是明朝的政局,本来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他总以为这样便可以压抑当时的舆论,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满地,气息仅属的形态只激起了一个志士底愤慨。这是万历五年新科进士,观政刑部的邹元标,后来嘉宗天启年间一位有名的大臣。元标看到廷杖以后,随即上疏: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两天以后,元标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天启年间,元标为左都御史,一次在进侍经筵的时候,跌倒下去。燕宗连忙派内官去慰问,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四十余年的事了,这一次的廷杖,留下不灭的遗迹。元标后来也曾说过:“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只要风裁卓绝,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那能和少年一样地轻动?”大致他对于万历五年的建言,感觉到一些懊悔。万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荫谥号,直至天启年间,才能追复官职,那一次却完全得力于元标底建议。
  在这两次廷杖中间,福建巡抚庞尚鹏有书到居正,为诸人营救;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上疏请令居正奔丧。西南方的彗星,还是直射到东北,苍白色的光芒,造成万历五年十月间的恐怖。群臣都感觉不安,谣言好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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