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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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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造成万历五年十月间的恐怖。群臣都感觉不安,谣言好比没有根蒂的柳絮一样,正向四围激荡。有的甚至说居正豫备造反,情形离奇到不成样子。神宗底上谕又下了:朕承天明命,为天下君,进退予夺,朕实主之,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受皇考顾命,辅朕幼冲,掳忠宣酸,迅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岂容一日去朕左右!兹朕体其至情,厚加恩恤,凡人子所以荣亲送终之典,备极隆异,元辅孝思,已无不尽,亦不在此一行。且纲常人纪,君臣为大,元辅既受皇考付托,义不得复顾其私,为朕倚任,义不得恝然自遂。朕为社稷至计,恳切勉留,群臣都当助朕留贤,才是同心为国。叵耐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悻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用惩奸罔,凡尔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义,恪共职业,共成和衷之治。如或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钦哉,故谕。(见奏疏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一道镇压的上谕,果然奏效,不但谣诼宁静下来,连群臣进言,也因此稍息。谁愿意“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呢?居正随后疏称: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夫圣贤之学,有遁世不见是而无闷者,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虽被恶名,不难受也。臣之所惧,独恐因是而益伤皇上之心,大亏国体之重,凿混沌未萌之窍,为将来无穷之害耳。今诸臣已被谴斥,臣不敢又救解于事后,为欺世盗名之事;前已奏称遵谕暂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请乞,以自背其初心:但连日触事惊心,忧深虑切,故敢陈其缕缕之愚。伏愿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开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诚,悯迂儒拘挛之见,卓然自信,尽挥群疑,今后凡有言者,谅其无知,勿与较计,宁使愚臣受辱,毋致有伤圣心。仍乞鉴臣初请,俟大礼既成,放臣归葬,则纷纷之议不俟禁谕而群喙自息矣。(同上)
  居正疏中虽请神宗恢宏圣度,但是居正底度量,委实亟待恢宏。假如他认识吴中行等只是“迂儒拘挛之见”,那么为什么不能救解于事后?为什么认为上疏救解,只是欺世盗名之事?居正只是心地窄隘,谈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虽然不入阁办事,但是对于国事,始终不曾放手,内阁的公文,一直送到孝闱批阅,十月过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满,圣谕于初六日吉期,入阁办事。这一天,文书官孙斌宣召居正到平台入见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居正叩头以后,面奏道:“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说,“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居正底眼泪落下了,他说:“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神宗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殿上沈嘿了半响,神宗又继续地说:“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奏疏六《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居正叩头谢恩。神宗加赏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酒饭一桌;同时再着文书官孙斌送居正到阁。张文明这一死,经过几度的波折,终于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青衣角带,仍回内阁办事。
  在夺情起复的中间,还有一件意外的故事。宁国府生员吴仕期听说首辅不奔丧,认为这是人心世道底大变。也许是一种好名的冲动,也许只是衷心的刺激,他决定上疏谏止。事情还没有做,太平府同知龙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给操江御史胡槚,胡槚再转告居正。恰在此时,南方流传海瑞《劾张居正疏》。海瑞自从隆庆四年罢官,久已回到琼山,只因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太大,所以这篇惝恍离奇的奏疏,居然流传一时。居正、胡槚当然知道没有海瑞上疏的事,但是在揣摩伪疏作者的时候,大家都想到吴仕期。居正一面把胡槚底奏疏搁起。一面再和他说:承示狂犯之狱,不胜骇异,诈传诏旨,律有明条,彼自罹于辟,谁得而贳之!但详其伪疏之意,不过以海君为世望人,故托之以阴鼓异类,窥窃虚名,而不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谓喷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恶也,亦可哀也。近年以来,人心不正,邪说横行,包藏祸心,欲伤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败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党与,其所芟除,将恐不止斯人,虽群小自作之孽,无所归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气,得无少损乎?吾闻国君不仇匹夫,虮虱之流,杀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与闻,今既已知之,则愿以解网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进,惟高明裁之。(书牍十一《答操江胡玉吾》)
  仕期这时已入太平府狱中,胡槚正在等待上疏的结果。居正复书来了以后,胡槚看清居正不愿株连的意思,当然他再给信宗武。七天以后,仕期果然在太平狱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处分结束了。对于这一件事,胡槚、龙宗武都应当负责,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负道义的责任,但是他最初只是不愿株连,却想不到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万历五年十一月到了,黄星底苍白色的光芒,还是向东北直射。就在这一月,再由神宗下诏考察京官。本来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当权的时候,阉党吏部尚书张彩请不时考察京官,留下一个恶例,现在是居正运用这个恶例的时候了。居正本来不相信自然界的现象对于人事会有什么关系的。他自己不曾说过吗?“夫天道玄远,灾祥之应,皆未可知。孤尝学此于天官氏矣,考其占验,咸属茫昧。”(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所以他假借星变的名义,举行闰察,排除异己,不能不算是一种褊狭的行为。在这一次京察,主张维持纲常名教的调任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罢职了,请令居正驰驿奔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罢职了,疏救吴中行等的侍读赵志皋,调任南京国子司业张位也罢职了。居正死后,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群情不服,请永停闰察。”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便是这一次的后果。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的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但是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底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的当中。这是一向的事实。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语误。兼理河、漕在五年、进工部尚书在六年。明《万历实录》、《明史稿》及《明史·吴桂芳传》语皆合。)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给桂芳说: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自障于垂成。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要整顿国家底收人,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人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这几句话,固然透露他对于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当时推有把田地、丁口,调查清楚以后,人民底担负才能平均,不至于有一部分逃避责任,另一部分加重担负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调查;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调查的时候,中间经过九十八年的休养生息,贵州又经开辟,无论丁口和田地方面,都应当有巨额的增加,但是实得的只有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田土调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货志》载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霍韬言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其言皆误。盖嘉靖间修《会典》设以六百余万顷为四百余万顷。今以万历本《会典》考之,应作六。)这里的结论不是丁口、田地底减少而只是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了。豪门的家奴,两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底义务,于是便有卖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调查户口的也就无从着手。至于田地,也有拨归王府的,也有隐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征收。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一切的责任又加到其余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万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史纪事本末》作万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货志》作万历六年,《明纪》作万历七年十一月。按万历本《明会典》卷十七有万历六年田土实数。盖疏请在五年,而开始调查则在六年。)这一件事业的完成,在居正归葬以后,姑且不谈。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史册流传,以为美谈。其实对于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底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
  万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筹备的程序,着着进行。正月间司礼监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奉圣母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又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大婚便得钦定问名纳采使两人:按当时的资望,正使当然是英国公张溶,副使便是居正。慈圣皇太后赐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袭,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办事。不料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认为居正有服,不宜参加吉礼,请求改命。神宗随即谕示居正:昨李涞说,大婚礼不宜命先生供事。这厮却不知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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