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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底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底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底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底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秘书：内阁底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底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底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底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底尊严，所以他们底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斗争底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底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篙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象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底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底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底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底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底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前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底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底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底手拟。
夏言底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底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底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底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底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底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底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底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底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土，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底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优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底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底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底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底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据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底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閼之病一。他说：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