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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催诗的虐政。一切且忍耐着，他只得抽取空闲的时间，追陪这一个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辽王殿下。辽王自然有辽王底诗才。居正曾说：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文集八《种莲子戊午稿序》）
这是一种讽刺。所谓“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当然是一种不上家数的态度。但是居正还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只得慢慢地咽下。诗集有《同贞庵殿下、李罗村饮述斋园亭》，（诗一）《味秘草堂卷为贞庵王孙赋》，（诗五）《和贞一王孙八岭山韵》，（诗五）《赠贞庵王孙二首》，（诗五）贞庵即贞一，又诗中屡言“瑶章惊锡蓬莱阙，羽节高悬太乙宫”；（《味秘草堂卷》）“江上初闻小有洞，年来不住大罗天”；（《赠贞庵王孙》）显然是指宪【火节】。李罗村名宪卿，湖广巡抚，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开府江陵。
居正文集里有两篇关于辽府的文章：一篇是《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文集五）一篇是《王承奉传》。（文集九）墓志铭是休假中作的，对于宪【火节】称为“英敏聪达，才智绝人”。《王承奉传》作时，居正已经还朝了，直言“王聪敏辩给，而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斗争已经开始了，当然用不到讳饰，这是后事。在休假中，居正对宪【火节】，还是妥协。对于辽王底不法，一句没有提到。甚至宪【火节】底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没有说。《王承奉传》便尽情地揭露，并且指出在呈报的时候，照例应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承奉正为王府内监官名，大用为人名）拒绝以后，宪【火节】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其后大用竟因此气死。一切的事，居正在应酬唱和中，都看在眼里。直到隆庆二年，才得到一度的结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经一度到过武昌。《贺少宰镇山朱公重膺殊恩序》（文集八）称“今年愚承乏，与得阳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即指其事。镇山朱公即朱衡，浔阳董公即董份。
最使居正感到兴趣的，还是衡山之游，文集有《游衡岳记》、《后记》两篇，（文集九）诗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当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游衡岳记》）
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游者有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山中盘桓八日，下山后遇长沙李石棠。他们看到岳庙、半山亭、祝融峰、观音岩、上封观、兜率寺、南台寺、黄庭观、方广寺、二贤祠。录两诗于次：宿南台寺
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诗五）
出方广寺
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远，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诗五）
在游山中间，居正底心绪，仍旧是在矛盾中的。这两首诗显见得他是无意功名了，但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诗一）说：
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
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遗游寰中诸名胜”之志。居正底心永远是热的。在他到上封观的途中，他底目光永远是向北方。
最奇怪的是他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诗三《与李义河给谏约游衡岳不至奉嘲二首》）病假当然应当取销了；他的心绪，正在不断地计划早日还朝。敬修《文忠公行实》解释嘉靖三十六年秋间居正出山的动机：大父见太师居山中且三年，而坚卧不起，常邑邑不乐。前问“大人所为焦劳状云何？”大父辄起行若不顾，而又时时以其意语所亲者。以此恐伤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这一定是敬修底无知。
居正底请告，完全是因为对于政局的不满，也许还有一点惧祸的心理。《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已经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请告中的诗句，更显然地指出：民生各有性，迭用异柔刚，羡君倜傥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俱发鋩，偏智守一隅，语默互相妨。（诗一《再寄胡剑西二首》之一）
昔我图南奋溟渤，身逢明主游丹阙，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扬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翻归卧沧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遥传毫素寄云林，看图仿佛犹龙面，使我跌宕开尘襟。尘襟已消豁，世网谁能侵？休言大隐沈金马，且弄扁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诗二《曹纪山督学题老子出关图谢之》）
江陵底山水看厌了，他开始发见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底城阙。危险也许有一些危险，但是顾不得。不相知的也许要责备他底热中，但是也顾不得。居正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北京了。《独漉篇》、（诗一）《宝剑篇》（诗二）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
君不见，平陵男子朱阿游，直节不肯干王侯，却请上方斩马剑，攀槛下与龙逢游，大夫磥场笥写耍文荟祸夯炷嘧遥。ūＦ�
最透出居正个性的，是他底《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诗二）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然而他底热恋政权，主要的还是为的国家。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底存在，他都做得，因为维持自己底政权，便是报国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父亲死了，不奔丧，不丁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底唾骂；政权是他惟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居正大声地吼着。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涡。这一次他底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的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底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底“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底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于底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底代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底政治中心，成为他底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底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书牍十五《答耿楚侗》）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底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底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文集十《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文集六《翰林院读书记》）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工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底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诓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书牍十五《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同卷《寄高孝廉元谷》）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同卷《答胡剑西太史》）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同卷《答罗近溪宛陵尹》）
居正底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底学问，融合儒家、释家底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底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复，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书牍十五《启聂司马双江》）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底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底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木挈】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书牍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辩疑》）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钅爵】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底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