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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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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催诗的虐政。一切且忍耐着,他只得抽取空闲的时间,追陪这一个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辽王殿下。辽王自然有辽王底诗才。居正曾说: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文集八《种莲子戊午稿序》)
  这是一种讽刺。所谓“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当然是一种不上家数的态度。但是居正还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只得慢慢地咽下。诗集有《同贞庵殿下、李罗村饮述斋园亭》,(诗一)《味秘草堂卷为贞庵王孙赋》,(诗五)《和贞一王孙八岭山韵》,(诗五)《赠贞庵王孙二首》,(诗五)贞庵即贞一,又诗中屡言“瑶章惊锡蓬莱阙,羽节高悬太乙宫”;(《味秘草堂卷》)“江上初闻小有洞,年来不住大罗天”;(《赠贞庵王孙》)显然是指宪【火节】。李罗村名宪卿,湖广巡抚,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开府江陵。
  居正文集里有两篇关于辽府的文章:一篇是《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文集五)一篇是《王承奉传》。(文集九)墓志铭是休假中作的,对于宪【火节】称为“英敏聪达,才智绝人”。《王承奉传》作时,居正已经还朝了,直言“王聪敏辩给,而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斗争已经开始了,当然用不到讳饰,这是后事。在休假中,居正对宪【火节】,还是妥协。对于辽王底不法,一句没有提到。甚至宪【火节】底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没有说。《王承奉传》便尽情地揭露,并且指出在呈报的时候,照例应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承奉正为王府内监官名,大用为人名)拒绝以后,宪【火节】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其后大用竟因此气死。一切的事,居正在应酬唱和中,都看在眼里。直到隆庆二年,才得到一度的结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经一度到过武昌。《贺少宰镇山朱公重膺殊恩序》(文集八)称“今年愚承乏,与得阳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即指其事。镇山朱公即朱衡,浔阳董公即董份。
  最使居正感到兴趣的,还是衡山之游,文集有《游衡岳记》、《后记》两篇,(文集九)诗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当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游衡岳记》)
  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游者有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山中盘桓八日,下山后遇长沙李石棠。他们看到岳庙、半山亭、祝融峰、观音岩、上封观、兜率寺、南台寺、黄庭观、方广寺、二贤祠。录两诗于次:宿南台寺
  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诗五)
  出方广寺
  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远,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诗五)
  在游山中间,居正底心绪,仍旧是在矛盾中的。这两首诗显见得他是无意功名了,但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诗一)说:
  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
  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遗游寰中诸名胜”之志。居正底心永远是热的。在他到上封观的途中,他底目光永远是向北方。
  最奇怪的是他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诗三《与李义河给谏约游衡岳不至奉嘲二首》)病假当然应当取销了;他的心绪,正在不断地计划早日还朝。敬修《文忠公行实》解释嘉靖三十六年秋间居正出山的动机:大父见太师居山中且三年,而坚卧不起,常邑邑不乐。前问“大人所为焦劳状云何?”大父辄起行若不顾,而又时时以其意语所亲者。以此恐伤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这一定是敬修底无知。
  居正底请告,完全是因为对于政局的不满,也许还有一点惧祸的心理。《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已经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请告中的诗句,更显然地指出:民生各有性,迭用异柔刚,羡君倜傥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俱发鋩,偏智守一隅,语默互相妨。(诗一《再寄胡剑西二首》之一)
  昔我图南奋溟渤,身逢明主游丹阙,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扬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翻归卧沧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遥传毫素寄云林,看图仿佛犹龙面,使我跌宕开尘襟。尘襟已消豁,世网谁能侵?休言大隐沈金马,且弄扁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诗二《曹纪山督学题老子出关图谢之》)
  江陵底山水看厌了,他开始发见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底城阙。危险也许有一些危险,但是顾不得。不相知的也许要责备他底热中,但是也顾不得。居正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北京了。《独漉篇》、(诗一)《宝剑篇》(诗二)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
  君不见,平陵男子朱阿游,直节不肯干王侯,却请上方斩马剑,攀槛下与龙逢游,大夫磥场笥写耍文荟祸夯炷嘧遥。ūF
  最透出居正个性的,是他底《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诗二)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然而他底热恋政权,主要的还是为的国家。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底存在,他都做得,因为维持自己底政权,便是报国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父亲死了,不奔丧,不丁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底唾骂;政权是他惟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居正大声地吼着。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涡。这一次他底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的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底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底“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底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于底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底代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底政治中心,成为他底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底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书牍十五《答耿楚侗》)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底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底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文集十《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文集六《翰林院读书记》)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工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底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诓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书牍十五《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同卷《寄高孝廉元谷》)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同卷《答胡剑西太史》)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同卷《答罗近溪宛陵尹》)
  居正底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底学问,融合儒家、释家底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底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复,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书牍十五《启聂司马双江》)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底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底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木挈】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书牍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辩疑》)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钅爵】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底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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