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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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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片场的好地方。他实施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平整清理出了一条通向清水湾的道路。接着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摄影棚及附属工程。在这个庞大的建设计划中,包括隔音片厂、置影场所、摄影棚、行政大楼、制片大楼、暗房、冲印所、货仓、服装道具库、放映室,以及生活区等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城。这座被称为“邵氏造梦工厂”的电影城,从1957年动工,历时七年才全面竣工。
  新公司成立了,摄影棚有了,机器设备齐全了,可说万事俱备,只差人才到位。
  而物色人才的工作是邵逸夫优先考虑的,他早已着手进行。邵逸夫抓到手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后来成为他左膀右臂的邹文怀。
  邹文怀进入“邵氏”,是由于吴嘉棠的推荐。吴嘉棠当时供职于香港英文报纸《虎报》,早年是上海新闻界有名的才子。他与邵逸夫的交往始于上海时期,那时二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泡澡堂子。吴嘉棠得知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创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并了解到他一系列打算,眼下求贤若渴,便对邵逸夫说,他以前有个下属,在上海担任过西报记者,来香港后,曾在英文《虎报》任职,目前在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分部工作。这人就是邹文怀。
  邵逸夫确认了邹文怀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希望他能加盟“邵氏”,但又怕邹文怀拒绝。在吴嘉棠的安排下,邵逸夫见到了邹文怀。邵逸夫把自己的想法说明之后,邹文怀果然没有马上答应,只说:“邵老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第二次与邹文怀见面,邵逸夫明确表示请邹文怀担任“邵氏”宣传部主任,并谈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一些构想,比如将开办电影演员培训班、出版一本电影月刊、成立“邵氏”影友俱乐部等,最终说动了邹文怀。但是,邹文怀提出了一个要求,宣传部必须由他自组班底。邵逸夫满口答应。
  于是,邹文怀立即开始呼朋引伴,先是找来在《香港时报》任采访部主任的何冠昌做军师,然后又把自己信得过的一批朋友拉了进来,如梁风、汪晓高、黄握中、蔡永昌等人。
  从1959年到1970年,邹文怀为“邵氏”打了十一年工。这些年中,他与邵逸夫形影不离,参与“邵氏”的各项重大决策。他的办公室紧挨着邵逸夫的办公室,中间有道小门相通。直到1969年,有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邹文怀才大权旁落,当然这是后话。
  万事俱备之后,“邵氏”开始筹拍自己的创业之作。
  从1958开始,香港的国语电影渐渐受到市场冷落,而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香港九龙的新华戏院放映时,却受到当地观众的极大欢迎。1958年,香港“长城”也拍了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邵逸夫经过市场调查,预见到黄梅调古装片可能会形成一股潮流。经过反复论证,邵逸夫选定了剧本《貂蝉》,而饰演貂蝉的演员则选定了林黛。
  林黛当时是“电懋”的当家花旦,邵逸夫为了把林黛挖到“邵氏”,以双倍于“电懋”的酬金打动林黛,使她成为“邵氏”的签约明星。邵逸夫还以相同手段,拼命向“电懋”挖角,使林翠、陈厚、岳枫、陶秦等大牌明星和导演投向自己门下。
  一部电影拍得好坏,导演极为重要。邵逸夫把《貂蝉》的执导权交给了李翰祥。
  在此之前,李翰祥已与邵屯人的邵氏父子公司签了八年合约,后来自然过渡为邵逸夫门下的导演。
  经过群策群力,《貂蝉》一炮打响,在当年度第5届亚洲影展上,拿了五项大奖,只有最佳故事片奖被“电懋”的《四千金》捧走。
  接着,仍由李翰祥执导、林黛主演黄梅调古装片《江山美人》,又在第6届亚洲影展上获得“最佳影片奖”。
  连续获奖,使李翰祥越发注意电影的艺术价值,有心再拿一个国际大奖。于是执导了“邵氏”的第三部影片《倩女幽魂》。不过,这部影片虽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但什么奖项也没拿到。不仅如此,市场反应也极为糟糕——上映时,影院门可罗雀!
  照这种路子走下去可不得了,邵逸夫暗暗紧张起来。
  邵逸夫早就说过:“我经管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我要拍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套戏会有多少人中意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片着手。”
  显然他对李翰祥的搞法不满,不过这时李翰祥名声在外,才只搞了一部亏本的电影,他还不好意思马上责备他。恰好1959年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开锣在即,邵逸夫决定参与选美活动,从中挖掘电影题材。
  邵逸夫以邵氏兄弟公司的名义,参加了1959年的“香港小姐”选举活动。这年10月9日,“香港小姐”决赛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
  邵逸夫拿出的奖品颇为别致,他向获得前三名的“香港小姐”提供了一份邵氏兄弟公司五年期的演员合约,前提条件是需要试镜。不过,该年度的冠、亚军都没有领取这份奖品,只有季军王丽贞经试镜合格,才签了合同,成为“邵氏”的基本演员,并取了艺名叫莫愁。
  莫愁是苏州人,1948年移居台湾,与一谭姓商人结婚,1958年离婚后,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并获得季军。成为“邵氏”签约演员后,参加演出过《狂恋》、《千娇百媚》、《花团锦簇》、《杨贵妃》等13部电影。她特别擅长表演风尘女了,大胆火辣,堪称一流。
  借这次选美的热潮,邵逸夫开拍了电影《香港小姐》。这是1959年底与日本东宝影业公司合拍的一部歌舞喜剧片,虽然片名为《香港小姐》,但内容却与“香港小姐”毫无关系。或许这部电影的名称首先吸引了观众,加上本身也热闹有趣,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邵逸夫参与选美活动和拍《香港小姐》,旨在倡导旗下导演走通俗路线,但李翰祥似乎“愚钝”得很,仍一味地追求他的艺术品位。
  1960年至1961年,李翰祥采用黑白摄影手法执导《后门》,在亚洲影展上拿了十二个奖项,接着又执导了《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影片,虽然屡屡获奖,把林黛一路捧上了天,但票房反应却始终不如人意。
  这回邵逸夫坐不住了,他跳将起来,高喊:“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的,是要赚钱的!”他不仅指责李翰祥,而且使用另请高明的手法,冷落李翰祥。他起用了“邵氏”二号导演罗臻,开拍真正描写香港选美的国语片《旅馆鸳鸯》。
  《旅馆鸳鸯》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一对年轻夫妇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虚报未婚,因而只能到旅店相聚,做一对“旅馆鸳鸯”。后来女主角为了借选美机会赢取奖金,以便购买一套住房,便参加选美。结果她真的当了冠军。可是由于其子在她领奖时呼唤妈妈,被大会发现她原来已婚,就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1962年11月8日,该片在香港各家影院上映,由于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口味,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1958年到1962年间,“邵氏”在亚洲影展中获得大小奖项共计46项,但邵逸夫脸上却挂着愁苦的笑容,他心里总在怀念着《貂蝉》和《江山美人》上映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时,他常常以阴郁的目光打量着李翰祥。李翰祥心里也很着急,有心多割舍一点艺术,多从老板的商人立场考虑问题。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么新招,结果还是决定在黄梅戏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征得邵逸夫同意,写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剧本。由他执导,挑选“邵氏”门下无名演员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台的饰演者为红星乐蒂。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台湾等地掀起了黄梅调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后,港台两地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无片不是黄梅调。这部影片捧红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后代唱,自从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黄梅调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既获了大奖又赚了大钱,名利双收,这是邵逸夫最乐于看到的。但该片导演李翰祥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无论他执导的电影赚了多少钱,都是老板的事,他得到的始终有限,因此萌生了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想法。
  邵逸夫让邹文怀多次做李翰祥的工作,劝他留下,但李翰祥去意已定。结果还是去了台湾,自组“国联影业公司”,不过在离开香港之前,跟邵逸夫打了一场官司,而且输得很惨(李翰祥的具体情况本书另有介绍)。
  邵逸夫是个很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已权益的生意人。他在合约上,每项条款都写得细致、具体,而且对自己有利的写得多,对对方有利的写得少。平时,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或干脆不闻不问,一旦发现有谁违约,他便通过律师告上法庭。自从打赢了李翰祥这起官司以后,邵逸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官司,比如后来的王羽、陈观泰等,一打就赢,从没输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得理不饶人。
  1964年2月5日,邵逸夫家里也出现了一场灾难,他在新加坡的长子邵维铭遭人绑架了。
  邵维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后来返回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仁枚,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绑架邵维铭的是新加坡当地的一帮黑道人物,他们的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仁枚得到消息后,立即用电话通知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问:“赎票要多少钱?”
  邵仁枚答:“300万港元。”
  邵逸夫说得很轻松:“要钱好办,给他们就是了。”
  那帮匪徒还算守信用,收到300万港元后便把人放了。
  同是这一年,香港影业界也出了一件大事。
  这年6月20日,“邵氏”生意上的冤家对头,“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及其夫人,在台湾乘坐飞机发生意外,不幸罹难。
  令人惊奇的是,邵逸夫和陆运涛是同去台湾的,一个死于非命,而另一个则安然无恙。
  对于这段大悲大喜的经历,邵逸夫曾对香港记者详细描述过。
  他说:“1964年6月,我和陆老板一起去台湾参加金马奖评选,当时台湾方面安排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去花莲看风景,一个是去金门参观。我当时认为,看风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去,可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基地,我早就听说那里有什么地下工厂和地下戏院,大得不得了。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陆老板他们就是选择了到花莲看风景,才遇上飞机失事的。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
  邵逸夫还说:“撞了飞机,我还不知道。外面也传说我死了。新加坡方面,已经有消息说,飞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而我三哥(邵仁枚)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马来西亚的金马岑高原玩,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呆了。不过新闻报道说,飞机上有几个人没死。他们拼命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我也听到了此事,就赶紧打电话回新加坡。但那个年代,长途电话一打就要花几个小时,真急死人。我在金门很难打出去,他们在金马岑更难打过来,大家急了老半天才联系上。他们都拍额头说我命大!”
  如果当时死的是邵逸夫,那么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陆运涛没死,那么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但陆运涛毕竟死了,“电懋”失去了掌门人,开始变成一盘散沙,后来日渐衰落,终于在影业界销声匿迹。从商业上来讲,“电懋”的瓦解,使“邵氏”凭空少了一个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似乎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就与“邵氏”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而言,除发生了长子邵维铭遭绑票、“电懋”老板陆运涛遇难之外,邵氏公司的头号红星林黛也自杀了,死时只有30岁。她曾四次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和多家制片公司签约,在她走红的几年间,绯闻不断,脾气很大。她的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能战胜自我。
  林黛的死,使邵氏公司失去一棵摇钱树。林黛死前,在“邵氏”两部影片《蓝与黑》和《宝莲灯》中担任女主角,这两部片子还没拍完,林黛便自杀了。
  邵逸夫不能眼看这两部影片就这样半途夭折,于是费尽周折,物色到了一个容貌酷似林黛、名叫杜蝶的少女做替身,补拍完这两部影片余下的戏。
  创建邵氏影城1964年,能使邵逸夫聊以自慰的,一是破财消灾、长子化险为夷;二是自己命大,在台湾躲过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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