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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