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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批评。
那天或许是第二天，我们穿过一片庄稼地，旅程长得令人心烦，后来到了一个友爱的小城镇，就留宿在“栗树园”里——舒适的木屋，湿施德的绿地，苹果树、一架老式秋千——还有一片广阔的夕阳，但那疲惫不堪的孩子根本顾不上了。她要求经过卡斯比姆，因为那儿离她家乡只三十英里；以后的几个早晨，我发现她无精打采，再也不愿去看看约五年前她曾玩过跳房子的人行道。我非常害怕那条侧路，原因很明显；虽说我们已达成协议不以任何方式使自己太招人眼目——只呆在汽车里，不去拜访老朋友。她放弃此计划给我的宽慰又被一个念头破坏了：倘若她已觉出我是完全抵制对皮斯基的怀乡症，就象我去年那样，她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我呼口气，挑明了这一点，她也叹口气，抱怨说不舒服。她想呆在床上，至少呆到下中吃茶点的时候，周围还有一大堆杂志。过后她感觉好点儿，就建议我仍继续西行。我应该说她很温和，又娇弱无力，极想吃些新鲜水果，我就决定去卡期比姆给她买一盒可口美味的野餐午饭。我们的小屋座落在林木茂密的一座小山上，从窗户可以看见乡路绵延直下，穿过整齐的栗树，延伸到美丽的城镇时又岔开象分叉的发丝。在纯净的清晨，那城镇看上去是那般清晰如同小玩具一样。还能看清一个象像侏儒一样的女孩儿骑在一辆甲虫一样的自行车上，一条狗，以比例而言略显过大；同样清楚的是那些朝山进香客和骡子，蜡白的道路和蓝色的山、红色的小人。我有种欧洲人的嗜好，能不用车时就愿意安步当车，因此我轻闲地走下来，结果就碰上了那位骑车姑娘——一个平谈丰满的女孩，梳着辫子，身后跟着一条圣伯纳德大狗，它的眼眶象三色紫罗兰。在卡斯皮姆，一位上了年纪的理发师给我理了个马虎的头：他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玩棒球的儿子，每遇一个爆发音，唾沫就喷在我的脖子上，隔一会就用我的大围巾擦擦他的眼镜，或停下他颤颤巍巍的剪刀，去剪什么褪了色的报纸，于是我无法专心了。忽又发现他正指着书架上一堆陈年老酒中的一张照片，这让我大吃一惊，那位健壮的年轻捧球手已经死了三十年。
我喝了一杯无味的咖啡，给我的猴子买了一捆香蕉，又花了大约十分钟逛了熟菜店。至少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这个决意归家的清教徒又出现在通向“栗树城堡”的弯路上。
我在进城的路上看见的女孩现在背着亚麻布正在帮助一位畸形人，他硕大的头和粗短的身体使我想起了意大利低级喜剧中的“贝托尔多”。他们正打扫着小屋，小屋有大约十二座“栗树冠”，怡人地分隔在葱绿密树中。正是午时，大多数小屋伴随着纱门的最后一声呼响，全都摆脱了它们的占居者。一对非常老，几乎象木乃伊一样的老夫妻，穿一身款式非常新颖的衣服，正在从邻近的一间汽车篷里往外爬：而另一间有一片红色的汽车盖象一块鳕鱼凸了出来；离我们小屋更近的地方，一位健壮的黑发、蓝眼美男子正往旅行车上装一台袖珍冰箱。我经过时，他象绵羊一样意味深长地朝我咧嘴笑笑。在对面那片开阔草地上，在枝叶茂密的浓郁树荫中，那条老相识圣伯纳德狗正守护着女主人的自行车，近旁一位年轻的妇人，母性融融的神态，把一个心荡神驰的婴儿放在一架秋千上，轻轻地摇着，一个两三岁面露嫉妒的男孩正枉自无聊地把秋千的横木推来推去；最后他终于成功地撞倒了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大叫大闹，但他的妈妈却继续温和地笑着，对在场的哪个孩子都看也不看。我之所以能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些细节，可能因为仅在几分钟以后，我就又审视了这些印象；除此之外，我的内心自从比尔兹利那可怕的夜晚以后就时时戒备森严。散步时酝酿起的良好感觉，我不愿它转变——却还是被初夏缠绕我裸露的脖颈的微风转变了；被潮湿的碎石传出的嘎扎扎响声、我从假牙里曝出来的一小块多汁食物、甚至我买的食物舒适的份量（我心脏的一般能力是不允许我提这么重的）转变。不过即使我悲哀的心仿佛在甜美地跳动着，引用老龙萨的话说，当我到达我留下我的多洛雷斯的小屋时，我还是感觉到了爱情的忧郁。
让我大吃一掠的是，她已起来了，穿着宽松裤和T恤衫坐在床边，望着我，好象无法安置我。她的小乳房坦率、柔软的形状在她薄而软的衬衣下突现出来而不再模溯，这种直露激怒了我。她还没梳洗；但她的嘴尽管涂得脏乎乎，还是清爽得很；她的两排牙齿象酒浸过的象牙或一片粉色的水晶闪着熠熠的光。她坐在那儿，两只手合放在膝上，象做梦一样满面洋溢着残酷的红晕，那无论如何和我是没关系的。
我扑通一声丢下手中沉重的纸口袋，呆呆地站住，盯着她穿着凉鞋赤裸的脚腕，然后望望她惊呆了的险，然后又望着她罪孽的脚。“你出去了，”我说（凉鞋上满是沙子）。“我刚起来，”她回答，截住我下垂的眼神，补充道：“出去了一秒钟。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她注意到了香蕉，就朝桌子方向扭去，以解脱自己。
我能有什么特别的怀疑呢？确实一丝没有——但这些泥巴，她恍惚的眼神，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独特的温馨呢！我什么也没说。我朝公路望去，公路那么清晰地在窗框里蜿蜒而行……任何想背叛我的信任的人都会发现那是个绝妙的远景。洛胃口大开，专心致力于她的水果。突然间我想起了邻屋那家伙讨好的嘻笑。我飞速冲出去。所有的小汽车都消失了，除了他的旅行车；他怀孕的妻子正抱着婴儿和另一个本不太想要的孩子上车呢。
“怎么啦，你到哪儿去？”洛在走廓上喊着。
我什么也没说。我将她柔软的后背推进屋内。我剥下她的衬衣，将其余的衣服统统脱光，我拽掉她的凉鞋。我疯狂地搜寻她不贞的影子；但我探询到的气味却是那么纤弱，实际上很难同一个疯子的幻想加以分辨。
大傻瓜加斯东喜欢以他拘谨的方式送礼物——礼物就是额外的一点小意思，或被他拘谨地如此认为的东西。一天晚上他发现我的棋盒碎了，第二天早晨就和他的一个小伙子给我送来一个钢盒；盖上是非常精制的东方图案，可以上锁，万无一失。只一瞥便足以让我相信，那是某种廉价的钱盒，是在阿尔及尔或别的地方买的，买后便用途不明了。要装我笨头笨脑的棋子，它好象太大了，但我保留了它——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用了它。
我隐约感到自己正陷落在某种命数之网中，为了打破它，我决定——尽管洛面呈温色——在“栗树园”再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四点强行起来，我探明洛仍然在酩酊大睡（张着嘴，对我们仓促为她安排的这种奇异又不正常的生活表示烦燥的惊愕），同时我查看了“钱盒”中装的宝贝仍然安然无恙，颇觉满意。那里面盛着一只袖珍自动手枪，用一条白色羊毛围巾舒舒服服地包着：口径零点三二，弹夹能容八发子弹，长度短于洛丽塔身高的九分之一，核桃木枪托，最外边涂一层蓝漆。
这是我从已故的哈罗德·黑兹那儿继承来的，还附带一份一九三八年的说明书，其中一段这么说：“特别适于家用，车用，及个人使用。”它就放在那儿，随时准备为一人或几人效劳，苛枪实弹，扳机正扣到保险位置，以免走火。我们必须记住，手枪不是弗洛伊德学说里原始父性前肢的象征。
我很高兴我拥有它——更高兴两年前就在我和夏洛特共游的镜湖周围那片松林里学会了使用它。我常与法洛在人迹罕至的林中漫游，他是个非凡的射手，用的就是他那支0。38射中了一只啾啾鸣唱的鸟，尽管我必须说，对此没有找回足够的证据——只有…点点虹色的羽毛。一位名叫克雷斯托夫斯基的退职警察，二十几岁曾开枪打死过两名逃犯，他也加入了我们行列，猎到了一只小啄木鸟——完全不是有这种鸟的季节，真是偶然。在这两位行家之间，我当然是个生手，老是什么都瞄不准，除了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出来曾打伤过一只松鼠。“你就躺在这儿吧，”我小声对我轻盈灵巧的小密友说，而后为它干了一杯杜松子酒。
读者现在应该忘掉“栗树”和“柯尔特左轮手枪”，继续伴我们西行。以后的几天一直是暴雨滂沱——或许，仅有一次横穿全国的暴雨是我们无法摆脱掉的，就象我们无法摆脱侦探特拉普：因为正是在这阵日子里，“阿兹特克红色敞篷车”的问题向我暴露了，较之洛的情人事件更为重要。
奇怪！我会对路上碰到的每个男性都嫉妒——奇怪！我是怎样误解了恶运的意义啊，或许我是被洛在冬天时谦逊的行为弄得完全平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即使是一个大傻瓜，要假设另外一个亨伯特正带着木星的烟火贪婪地追踪着亨伯特和亨伯特的性感少女，跟着他们穿过辽阔又贫瘠的平原，也是愚蠢之至。我因而猜度到，一程又一程小心跟在我们后面，保持一定距离的那辆红亚克是由一名侦探操纵，此人是为某个好管闲事者所雇以监视亨伯特·亨伯特对他的小继女的所做所为。由于这是发生在雷鸣电闪之际，我出现了幻觉。
甚或比幻觉更严重。我不知道她或他，或二人往我的酒里放了些什么，有天夜里，我确信有人敲我们的房门，便葛地拉开门，看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赤身裸体，另一个是在雨丝绵绵的暗夜中白光照出的一个男子，戴一副额骨突出的鬼脸面具，象是笑话里的一名丑怪侦探。他爆发一声低沉的怪笑，然后疾步窜掉了。我摇摇晃晃回到屋里，重又睡着，即使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定，这次拜访是否是药物激起的梦：我仔细研究过特拉普的幽默形式，这可能是较为可信的一个例证。噢，残酷又无情！我想象到，有些人正是靠制做这整流行的鬼怪和痴傻儿面具赚钱的。难道次日清晨我没看见两个在车厂厕所里乱翻乱搜的男孩儿就戴了一副“鄂骨突出”的面具吗？我怀疑。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巧合——由于大气情况而产生的，我想。
作为一个感觉敏锐、但无完整、系统记忆的杀人犯，女士们先生们不能告诉你们，究竟是哪一天我第一次确定那辆红色敞篷车正在尾随我们。但我确实记得，我第一次一清二楚看见车子驾驶人的那一天。有天下午我正在倾盆大雨中缓缓前进，不住盯着我照后镜中那个摇来躲去的红色幽灵，后来大雨减弱，淅淅沥沥，再后来便风停雨歇了。瑟瑟声中，太阳也挤出云隙，洒向高速公路。我需要一副新太阳镜，就停在一家供应站。那时发生的事是疾病，是癌症，叫人无能为力，因此我只能略去这一事实：即我们不声不响的追随者，也改变了主意，停在我们后边不远的一家咖啡店或酒馆边，那儿有这么个蠢招牌，巴期特尔：骗人的地方。注意到满足了我汽车的需求，我又走进屋买了太阳镜，付了汽油费。
正在我签一张旅客支票，并疑惑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偶然从侧窗往外瞥了一眼，便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景象。洛从车里探出身正急火火地对一个阔背、秃顶，穿一件灰黄色上衣和深褐色长裤的男士说着什么，还伸出一只手上上下下一通比划，只有她讲到严肃处想强调什么的时候，才这样举止。几欲将我击昏的是——我该怎么讲呢？——是她口若悬河的熟识样，好象他们早就彼此相知——唉，总有很多星期、很多星期了。我看见他挠脸，点点头，而后掉转身，又回到他的敞篷车上。这男人的肩阔胸厚，年龄与我相仿，酷象我父亲在瑞士的一位表亲古斯塔夫·特拉普——同样光滑，日光浴过的脸，比我的丰满，一小撇黑色八字胡，一张小口如衰败了的樱桃。等我回到车上，洛丽塔已在看一张公路地图。
“那男的问你什么，洛？”“男的？噢，那个。噢，是的。噢，我不知道。他问我是否有地图。迷路了，我猜。”我们继续赶路，我说：“听着，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但那个人一整天都跟在我们后头，他的车昨天也停在了汽车旅店，我想他必是警察。
你非常明白如果警察发现了这一切，我们的下场是什么。现在我要知道他究竟问你些什么，你又告诉了他什么。“她笑起来。
“如果他真是警察，”她尖声地说，但并不合逻辑，“我们做的最糟的事莫过于告诉他我们害怕。别理他，爸。”“他问你我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