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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这种足球体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时，大多数西欧国家拒绝参加足球比赛，使奥运会足球比赛陷入危机。
1960年，国际足联曾作出决定：凡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足球赛。这就是说，其他职业球员可以参加。但到1972年，国际足联又中止了这一决议，苏联及东欧国家继续得益。
1972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包揽了慕尼黑奥运足球赛的前4名。
1976年，民主德国用1974年参加世界杯赛的原班人马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足球赛，一举夺得金牌；波兰队以世界杯第3名阵容参赛，获银牌；苏联也以一批老手参赛，获铜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大批西方国家抵制，足球奖牌理所当然落到东欧国家之手。
1978年，国际足联又规定：欧洲和南美国家不得让参加过世界杯赛（包括预选赛）的队员参加奥运会，但由于确定球员的职业或业余的资格的权力在各国奥委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国际网球联合会和国际篮球联合会先后同意职业选手可以参加奥运会后，1981年，萨马兰奇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向国际足联发出了邀请。但是统管世界足球运动的国际足联凭借其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和凭借其几乎可与奥运会影响并驾齐驱的世界杯赛的资本，不愿意看到奥运会足球赛成为另一个世界杯赛，换句话说，它不愿意众多职业明星、名队因参加奥运会而降低世界杯足球赛的魅力。基于它已经创立了17岁以上、20岁以下和世界杯赛等三大年龄组的世界性比赛，将奥运会足球赛设置成23岁以下的世界比赛，这样它就完成了从17岁起设4个年龄组都有世界锦标赛的完整计划。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断然拒绝了萨马兰奇善意的邀请。
萨马兰奇没有气馁，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多次派人到国际足联进行谈判，还亲自拜访阿维兰热，劝说国际足联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意见。终于阿维兰热的口气稍稍松动了一些。
1984年，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宣布，除欧洲和南美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的规定外，今后不再区分职业和业余。这一决定使奥运会足球有了希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足球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观众人数也开始上升。
1988年7月，国际足联作出了一个令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感到十分尴尬的决定，今后奥运会足球赛的球员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并成为国际足联四大年龄组世界赛的一个大赛。将奥运会角逐作为其世界单项系列大赛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足球，别无先例。
尽管国际奥委会有统辖全球体育的权力，但它得尊重足球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单项国际联合会的意见。1989年9月，国际奥委会向国际足联作出让步。当时，曾有一位国际奥委会代表说，凭国际足联的强硬态度，把足球踢出1992年奥运会并非戏言。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比赛备受冷落，门票价格一跌再跌，预赛场地仍然门可罗雀，就连1／4决赛这样的关键场次，门票仍有富余。欣赏球赛品味极高的欧洲和西班牙球迷深谙：奥运足球无球星，而没有球星的比赛是没有什么看头的。
阿维兰热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如果国际奥委会想对足球进行抵制，那么我们将考虑举办23岁以下的世界杯足球赛。……足球比赛可以从奥运项目中除去！”
尽管如此，萨马兰奇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至今他还在争取阿维兰热和国际足联的支持，希望将奥运足球赛办成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即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是托马斯·凯勒，他还兼任国际皮划艇联合会主席。
对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工作，萨马兰奇同样大力支持。每次国际奥委会的团结基金也都有单项联合会的份额。萨马兰奇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中建立了冬季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夏季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向这两个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将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分配的资金分发给各单项联合会。
托马斯·凯勒在国际奥委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不时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制造矛盾，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托马斯·凯勒提起萨马兰奇时总是称他为“拿破仑”。
托马斯·凯勒去世后，萨马兰奇推荐国际奥委会执委、国际奥委会电视广播委员会主任金云龙担任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这样国际奥委会基本上控制住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经过萨马兰奇的努力，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和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三权鼎立的局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的世界三大重要比赛也以奥运会项目多、规模大、水平高而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体育盛会。以国际奥委会为中心的世界体育大家庭形成了。正如萨马兰奇1992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形容的那样：“国际奥委会已成为世界体育的舵手。”
当然，在萨马兰奇改革的道路上，也遇到过干扰和反对。国际奥委会内部也不总是风平浪静，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重要实权人物、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总是与萨马兰奇针锋相对，在他改革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但作为一个改革家，萨马兰奇没有被困难吓倒，更没有被障碍阻住。“很多人认为我一意孤行地行使权力，过于突出了我的观点，这话不确切。……我和我的同事还要使国际奥委会变得更加强大。”
萨马兰奇矢志不渝地坚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变化了的形势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解决了困扰国际奥委会多年的3个主要问题，即：（一）改变了奥运会参赛者必须是业余运动员的原则；（二）建立了“奥林匹克计划”，为国际奥委会争取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三）调整了国际奥委会同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关系，确立了各自的职能。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后，国际奥委会领导机构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1894年举行第一届国际体育代表大会时，只有8个国家参加；1988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英语国家的代表曾长期控制着国际奥委会，例如布伦戴奇和基拉宁都属于英语国家，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世界局势。
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奥委会的权力分配也出现了变化。美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苏联的力量逐渐增强。后来发展到在国际奥委会执委里竟没有一名美国人，而且在国际奥委会下属机构里担任要职的美国人也已经寥寥无几，20多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中几乎已经没有美国人了。
中小国家的兴起也表现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结构上。萨马兰奇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委员的分布也遍及到各大洲，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中小国家。
洛杉矶奥运会前夕，有人指责国际体育组织的构成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拉丁集团”。他们的理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西班牙人，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是墨西哥人，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是巴西人，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是意大利人。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都属于拉丁语系。而且其中萨马兰奇与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组成了自布伦戴奇以来的最强有力的权力核心，他们俩人的母语恰恰又都是西班牙语。
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还是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国际奥委会工作，而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但他们的国籍有时也会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对国际奥委会一些事务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可能影响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萨马兰奇曾说：“体育与政治无关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政治无所不在，你无法回避。”
萨马兰奇还对国际奥委会机关刊物《奥运之星》的记者发表谈话说：“体育不涉及政治，这说起来极为容易。不过在现实中，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体育将不得不与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在某些国家里，就不能没有政治。”
对于政治影响体育的现象，萨马兰奇的态度是：“奥委会的主要方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免问题。避免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集团可能是无意中形成的，也可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萨马兰奇有心安排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和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西班牙、墨西哥、巴西和意大利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比较稳定，没有过多地参与国际政治，而且它们又都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单独担任一个重要角色。因此，国际政局的动荡一般不会对它们产生太大的冲击，由此也就有可能“避免”政治活动对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乃至国际体育运动的影响。如果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机构的组成的确是萨马兰奇有意安排的话，那么这种安排还是巧妙而有远见的。
回顾一下奥林匹克运动史，奥运会时时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干扰。其中有国际政治形势演变的影响，也有因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把自己国家政府的政治态度塞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给奥林匹克运动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的成分。
往事如烟，但政治给奥林匹克运动投下的阴影却无法抹去。
192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7届奥运会。由于两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同盟国各战败国被禁止参加该届奥运会。尽管顾拜旦极力主张允许同盟国参加，但他的意见最终被国际奥委会否决。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的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本届奥运会。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由于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妄图称霸世界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英、法、美、捷克、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代表同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人民“抵制希特勒的奥运会，争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的奥运会。”
一个月后，西班牙爆发了国内战争，抵制希特勒奥运会的计划破产。
国际奥委会1954年在纪念奥林匹克运动开展60周年的活动中公开承认，当时在纳粹主义非常猖獗的德国举办奥运会是不适宜的。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3年，作为同盟国对协约国的报复，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1956年，受美国的影响，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奥委会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交，并不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
西班牙奥委会宣布，为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西班牙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印尼1962年举办第4届亚运会时，曾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加。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勃然大怒，决定对印尼实行报复，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
布伦戴奇的无理决定遭到13个阿拉伯国家的抗议。1964年第18届东京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被迫宣布取消对印尼的制裁。但国际奥委会仍然禁止1963年参加过印尼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此，印尼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抵制东京奥运会。
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男子200米短跑发奖仪式上，分获第1名和第3名的美国黑人选手史密斯和卡洛斯悄悄脱下了运动鞋。高奏美国国歌时，他们低着头，脚蹬黑色袜子，突然举起了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顿时全场轰动，主席台上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更是横眉竖目，温色难掩。两天后，史密斯和卡洛斯被遣送回国。
布伦戴奇当然清楚，这是美国黑人对美国以及国际奥委会个别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的公开抗议。
1962年2月，布伦戴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决定重新接纳南非进入国际奥运大家庭。这一决定立即受到了非洲、中美洲、东欧一些国家以及苏联的强烈反对。它们声明，如果国际奥委会不改变这一错误决定，他们将抵制奥运会。
同时，美国黑人大学生也向美国奥委会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包括必须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奥运会，在美国奥运会代表队中增加一名黑人教练，恢复因拒绝到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