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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说法也未见在什么地方具体化过。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中这一最有特色的策略背后的模型，是一个将世界上所有麻烦点都与苏联和美国勾联起来的网。因此，具体冲突的解决不是光依赖事件的有利方面，还要依赖双方间力量的全面平衡。从最近的事态看得很清楚，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看作为这场比赛中的一张牌，而不是玩牌者。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错误观点，对此，中国肯定要予以充分利用。
在基辛格似乎已运用的这一特殊的关系网布局中，存在着地理上的缺陷。他勾划的图有两个终端交点，其它所有点都用等值边与其连接。基辛格认为，美苏全球所有对抗点间的联系都是同等重要的。实际上，原先的连锁理论已被称为“只不过是未经改造的冷战主义”和是使全世界对抗永存的公式（兰多，1972年）。这种观点与“波浪”观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就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正如它们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或概念上的差距不大一样。一种经过修正的地理模型。体现了距离摩擦，权衡国家间的交通方便与否和影响大小，将国家作为更全面连接的经济、政治联系网的交点，显示出了间接法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地效力。这将强调通过外交控制重要的或次要的影响方法，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直接反对军事姿态或军事行动。
较之多米诺理论，连锁理论可能要更为令人满意，但其结构有限，作为一个有用的地理现实表述方式，尚有好多工作要做。地理学逐渐坚持用公式表示。网状系统交点的特点无空间间隔，很可能贬低内部分化和国家活动中的政治的意义。阿利斯泰尔·库克在其一篇“美国通讯”中评论说，人们只需花费一点时间看一下东南亚地图，就可驳倒多米诺理论。虽然连锁理论把人们从多米诺理论的一个方面引到两个方面，它仍然需要有一个有关我们世界的详细的理性的形象加以补充。多米诺理论或二元理论都不能提供有关地理、文化实体的充分印象。只有我们摆脱了距离纷扰以后，我们的动机和行动方能受到自己和别人所处位置的影响，而国务活动家如牢记住这一点，就能一切顺利。
链条和弧
近来，用于描述美苏对抗地理学的两种比喻，反映了由简单化的脑子图象向理论发展并为行动制定方案的危险。《经济学家》在论及美国攻势时，说中国在里根所希望在俄国周围拉的“全球链条”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链环。1978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一系列布满北非和东南亚、从非洲之角一直到吉大港的热点和对西欧与美国石油补给的种种潜在威胁，一概称为“危机弧”。
遏制链条这样的想象对和平造成的最大损害也许是：直言指出俄国再度可怕地被强大而又互相协同的敌人包围的这样地现实。不要用太多的想象，就可以将苏联的对外政策解释成完全是俄国谋求安全边界地政策。俄国的历史无疑表明，它是随时都能够为其行为作出解释的。凡夸大克里姆林宫正被侵略性对手包围的观念的言行，只能加剧恐惧和增强其好战性。
将发生在一条绵长地带上的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暴力的冲突归纳为一条“危机弧”，这似乎是西方在培育自己的妄想症。这种归纳有助于基辛格见到每次冲突发生的背后都有莫斯科指使的现象后作出简单连锁解释和反应，并始终采取好斗的姿态，而不管局部情况如何。这样的反应，当然不大可能与较为现实的保证石油补给的目标始终一致。“一条弧”的提法有太多的战斗阵线的气味了。将战场看作是两个队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交活动，必然严重限制自己的灵活性，减少占上风的前景，同时增加陷入僵局和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一条弧”的战略非常容易成为一种最后的挣扎。
共产党的地缘政治学
如果说共产主义反对者错误理解地理现实，那么共产党阵营也是这样，就他们公认的理论、阐述方式及从以往继承下来的地理知识和偏见而言，地理现实在他们脑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他们的各式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深受神话和传说的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克思新发现的很久以前。对俄国的最严重的危险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德国。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和谐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御屏障防范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认的共产党国家的学说的起源信条，发现很少有从地理上指导政策的东西。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是《资本论》把事情误解了。马克思对巴黎的革命街垒和大英帝国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以他看来，十分显然，阶级斗争和革命将在西方城市中先爆发。马克思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实用性，以及怎样并在何地搞阶级斗争很少或是没有提及。恩格斯确实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而这一经历对其最后的思想起了作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人们必然转向列宁，谋求指导。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与地理合成的巨大张力结合起来。他总是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遇来看待事情。俄国内战的进程不能鼓励任何的空间概括法。这场内战是以阶级而不是以领土划线的，以布尔什维克和工业工人同以前的有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战斗，争夺对大多数动摇不定的农民的控制权。列宁对抽象的公式没有好感，将注意力放在实际战斗及其所具的政治、经济环境上。为取得成功，必须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变化中的奋斗目标。
当苏联早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指导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成功的共产党革命时，这是异常的（马克思曾认为农民极少可能参加革命，因而不予考虑），他们中间在目标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曾出现一些混乱。托洛茨基认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并宣称共产国际有义务促进那里的革命活动，以削弱资本家政府和阻止他们发动反苏战争。苏联将领导一场持久的革命，将无产阶级政权引入象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将给俄国运去机器以换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这样的口号，企图以此获得权力。斯大林作了关于列宁的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演讲，以此把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派组织起来。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错误观念被清除，于是在1930年，斯大林宣布了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的学说。三十年代，李特维诺夫争取国际合作以消除德国重新武装的威胁。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寻求同德国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将它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没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视苏联事态发展的人大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回到革命前关于俄国的世界利益的观点上去了，而其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此相吻合的。斯大林有效地使革命热情民族化了。
然而，战后年代里，苏联领导在谋求“集体安全”、实用主义地构筑卫星国防御墙的背后，继续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和苏联在促进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必然崩溃中的先锋作用。随着赫鲁晓夫执政，这种精神也脱颖而出了。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苏联已开始实现经济和军事优势。他驳斥了被包围论，指出究竟是谁包围谁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赫鲁晓夫把苏联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在欧洲正退却的回归线以下的殖民地中间推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首先越过革命学说，开始同中国闹分裂。不久，两国又回到传统的对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苏联物质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尽管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在远离苏联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干预，影响事态的发展，以扰乱资本主义秩序，但还是限制对相对无关紧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在象中东这样真正危险的环境中寻求稳定。
胜利的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他们违背正统观念将农民动员而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怀疑游击战的，认为它缺乏必需的中央控制。而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游击队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林彪1965年宣布包围世界城市的目标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相关地理学。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包围城市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他把北美和西欧称为世界的城市，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称为周围的农村。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暂时被压制，因而世界革命事业寄希望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斗争，他们能够指挥并支援世界大多数人的斗争。支援这些一般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显然是各共产党政府的责任。这种学说的地理概念每一点都象多米诺理论一样荒谬，并且非常容易引导错误行动和引起恐惧。切·格瓦拉的不成功的“中心革命”是从地缘政治上试图实践之。苏联继续对游击战持有戒心，它对古巴施加很大压力，要其停止为拉丁美洲农民运动提供资金。
第八章 游击战
声东击西。
—— 毛泽东根据《孙子兵法》
由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不稳定的均衡制约着世界上大规模军队，目前大多数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性质的。事实上，1945年以来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殖民地战争或内战，一方或双方都采用非正规的游击战术。使用正规军大多是用来进行反游击战。从1945年到1975年间，共发生五十四起殖民战争和国内战争，死亡人数达八百万。相比之下，常规的、国际性战争只有十七起，死亡人数只有二百九十万。如果我们根据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衡量战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45年以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规模战争更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导致大国常规军队大动干戈和引起核交战的可怕前景的全球对抗的潜在热点，一直要被限制于只涉及动用非正规军的小规模战斗上。这些参战者们不是职业的骄傲感、集体精神或责任感所唆使起来的，而是受诸如宗教、男子气概、民族或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同样甚至更有力的情绪所激发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们或作为正规战争的补充或序曲，或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利用对方政治上的弱点，以军事行动创造权力真空状态，并为战争培养领导骨干。劳伦斯、柯林斯、贝京、铁托、毛泽东、武元甲、格里瓦斯、卡斯特罗等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战术并传授与他们的政治继承人。正规军也采纳了游击战的某些机动战术。为担任这类特殊的任务组建了部队或授予新的番号，诸如突击队、袭击队、别动队。利德尔·哈特利用T·E·劳伦斯的成就，为自已倡导间接和机动战找到了启示。对奥得·温盖特及其欣迪特部队、远程沙漠工作组、突击队、绿色贝雷帽以及特别空中勤务分队等的使用，是长期以来运用机动游击部队搞破坏活动的传统作法，正如库图佐夫放纵达维多夫及其哥萨克部队对付拿破仑一样。
游击战争的时间和地点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破坏地带意识形态和帝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正以小规模战争的形式进行着。多少世纪以来，这类战火燃起，并在世界上蔓延着，其所受到的注意要视其对帝国意图的影响大小而定。因为象打了就跑、诱敌深入和伏击战等游击战术在战斗中是寻常的事，因此，它们的应用正如政治好战性一样，不是新鲜事。约书亚使用了这类战术，塞西亚人，帕提亚人、弗比乌斯（费边）、佛辛杰托利克斯人、哥特人、匈奴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等也都使用了。英、法殖民者们从美国土著人那儿重新学到这些战术并相互间使用。罗杰斯的童子军和马里恩的南卡罗来纳部队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提供了早期的游击队范例。
游击战术为要破坏现状的人使用了，要保护政权、维护现状的人也应用了。但是，这种战术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不相容，它为历史提供了这种战争的三个典例，即法国西部的森林保护了旺代保皇党；锯齿山脊为西班牙人作战提供了掩蔽；而俄军则在1812年利用游击队和哥萨克士兵骚扰法国大军团的行动。
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使帝国军队同部落型组织的耕种者、猎人或畜牧者的非正规部队发生冲突。俄国人在高加索受到夏米尔人的反抗，在西部遇到波兰人的抵抗；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与亚伯得·艾尔·卡得尔作战，在墨西哥与斯旺莱思对阵；美国军队在南方与莫根和莫斯比打得焦头烂额，在西部与西汀·布尔和杰罗尼莫打得不可开交。英国军队与祖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