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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确实证实了游击战斗是节约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个例外，在那里游击队人数上超过了正规军。即使在这里，反叛一方也由于越南的支持而增大。在七次战役中，游击队以大于十比一的优势取得四次胜利。在希腊，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比率就可小一些。这种比率同对反叛事业的同情程度之间关系看来是复杂的。表中第三栏列的是作为代理人卷入游击战的情况下，游击队兵力与居民人数之比。在确定游击战中双方效能时可能起作用的明显地理变量是，目标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护和隐蔽的地形特点。从表面上看，可达性和地面运动的难易性似乎是考虑的重点。但是，略加思考，我们就得出，如果我们设想双方都具有认识的能力，而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永久性的技术差距，这一性质，双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轻骑快速部队取得速度上的优势后，平原游击队骑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哥萨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围而不是在开阔的大平原战胜了拿破仑。直升机和攻击机削弱了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机动力强的有利条件。劳伦斯的沙漠地战斗若在今天条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条件下，如果交战双方都有汽车，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销了。在这种情况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击队的头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红外探测器所贯穿。
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1915年，詹姆斯·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兵力与空间之比随人口密度变化图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兵力与空间”之比。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为研究兵力与空间之比的效果如何随密度变化，我们在上图中将有关胜利者（不管它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数值列出来了。
画出的点太少，太特殊，难以反映出适于概率处理的随机变量的观测结果。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条件下取胜，政府军必须达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优势。在人员稀少的开阔地带，这种兵力优势少一些，他们也能取胜。这明显是对将游击战引进城市的一种诱惑力，正如图帕马格斯人做的那样。这种有效性分支的推论对于解释为什么暴乱活动的重点转到城市大有帮助。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发生变化的是指挥者、领导者的意志和残酷程度。在中国，日本轻易地以2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40万名红色游击队，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能引起巨大的灾难。共生者解放军只有十人，而英国狂暴旅只有八人。这些事例中的均势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军队也象苏联军队那样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制定的与白匪作战的战术，采取残酷的行动，那他们就能消灭爱尔兰共和军。1916年，英国军队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即如果向某地派驻军队，民众对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随着增长，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增加行动的强度和暴力程度，只能直接助长反抗力量。苏联干涉东欧极可能会发觉自己在制造这种恶果。即使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士兵和大量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来消灭抵抗力量，而不管伤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居民中引起反感，那里人们对巴斯马赤的活动记忆犹新，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活动在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中仍存在着。
虽然，决定暴力冲突最后结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局部情形和机遇等使制表或进行量的计算具有很大的推测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劳伦斯这样的游击战争实践者确实认为“代数因素存在于最终的决断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们上面给出的类似项目进行计算的。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以至少揭示优势均衡的边界条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九章 城市战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 《孙子·谋攻篇 第三》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中的时间消耗。各种活动需要空间，这样非常靠近的有利条件又可能得到发挥了。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因而，城镇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会里，未来的征服者为取得控制权，必须要夺占城镇。即使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镇在物资供给和权力控制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假定这类城镇具有军事价值，城镇位置和布局的选定需要考虑到防御。为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控制地域和对经济实施监督，城镇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线的关键地方。城镇的位置如有较高的战术价值，它的确定往往考虑到阻止攻击和有助防御。塔古斯河上的托莱多，位于一个接近环形的弯曲部，威尔河上的达腊姆，也位于一个类似的弯曲部，这两个都是具有居高临下的环境和场所的极好实例。就托莱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谷口上，扼制着峡谷前的最后交叉点，并且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地，由此出发挫败穿谷溯流而上的企图。达勒姆则位于鼓奈恩斯河东岸的主要通道上。
防止人、马和射弹攻击的建筑上的措施是建墙。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建筑物密集、布局紧凑。尽管城市街道布局的设计汲取古代马车驾驭者营帐的配置，具有四方格的特点，以便利通行，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目标是防御，因此决定着街角有壁垒，用以作为一种障碍物，防范重型武器的入侵者，迫使其经常转弯并隐蔽其位于路上的辎重，从而阻制其行动。黑色火药结束了城墙围栅的效用。为经受住炮击或暗中破坏，需要有一定的防御纵深。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周围构筑了壕沟和壁垒，配有棱堡，俯视前方，并互相掩护。例如，在位于扼制通往佛兰德通道的利尔周围的沃班，这种防御技巧在工事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一旦城墙或土木工事被突破，由于围攻的人数通常占优势，继续进行巷战必然招致一定的残杀，只有投降才能真正有希望生存。
在城市里，狭窄街道、密集的建筑物为基层单位抗拒中央政府的统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一旦这种有利的防御条件与影响军队各级的民族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1792年、1795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街垒，无疑对法国政体的去从产生了影响。然而，它们却抵挡不住残酷的和协同的军事行动，就象1795年拿破仑用炮兵所证明的那样。1916年，英国军队在都柏林重复了巴黎的教训。第二年，觉醒的士兵拒绝镇压圣彼得堡街上的暴动，从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背后，战争和饥饿使之发狂的富有战斗性的城市工厂和运输工人，形成了革命和苏联结构的基础，由此扩大，最后于1917年底开始统治俄国。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几乎被困死——街上的战斗只是内乱，1914…1918年的战争中，城市中发生的是小规模战斗。在这个时候，房屋和建筑物已开始向野外扩展（大约在1750年大英帝国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比利时、诺尔河流域、鲁尔河流域、西里西亚及各国首都的边缘都在纷纷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对占据城市对国民经济与政权日益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导致利德尔·哈特和杜黑系统地提出了战略轰炸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战斗代价高昂和毁坏严重，而这又是任何征服者为获得胜利成果而不得不进行的，这就导致了相互可接受的限制战争规模和明确地或含糊其辞地宣布开放城市，如巴黎、罗马、马尼拉就是这样。为避免马尼拉遭到破坏并拖长防御，麦克阿瑟撤退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在其返回吕宋时，山下宣布该城市是开放的，尽管一些不属他指挥的日本军队在城市里有点放肆并打枪。1940年，德国国防军迅速地攻占荷兰密集的城市地区，并以伞兵部队和坦克相结合占领了这一冲突走廊的各个关键点。
1940年年中，德国空军无意中轰炸了伦敦市民区，导致丘吉尔对柏林发起空袭进行报复。希特勒又以闪电袭击作了回报，将杜黑的理论付诸实践。这一行动的动机是纯粹的报复面还是意在引起平民百姓的恐怖，至今尚不清楚。所清楚的是，只有戈林将其看作是入侵的序幕。对此，希特勒及他的元帅和将军们都听之任之。这一对城市的轰炸和盟国的反应证明是个战略上的失败，它反而起到了增强被轰炸者中的民族抵抗决心的作用。尽管如此。战略轰炸的效力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在技术上向前推进到广岛和长崎事件时达到了毁灭的高峰。它为大规模报复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目前已达到毫无限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城市成为这种难以避开的摧毁的抵押品。
使所有大国军队对城市地面战斗的态度涂上迷彩的经历，是1942年秋季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希特勒下令保罗斯和第6集团军攻占该城市。这样做的战略意义不大，好象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以证明德国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优势，开且实现一个古老格言，即谁渡过伏尔加河，谁就将征服俄国。德国人最初从城市边缘穿过居民区向市中心推进，虽然说俄军的强击群遂屋抵抗赢得了时间，但还是比较容易。一周内，他们就向城市中心突破了，在两周多的时间内便占领了它。不可逾越的防御在内城工厂区。在这一地区防御，可充分利用大量建筑物的有利条件，而且近战和烟幕使德国的空中优势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