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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行为、贸易活动和政治交易相互交织的年代里航海图既为军事也为贸易服务。如果说英国海军部因为航海需要而绘制出各种海图，以便英国夺取制海权，那么大炮移动和射击所需要的更详细的地形情况则促使人们对大地进行精确的测绘。1533年，是麦卡托的老师弗里休向炮手和地理学者提供了两家通用的基本方法——三角测量法。所谓三角测量法就是根据两个已知点上的观测结果求出远处第三点的位置。1551年，迪奇发明了经纬仪，大大简化了测量和计算过程。从此，战场上的测绘成为一门科学。但根据十六世纪不十分准确的地形测量结果绘制出的地图，在战场间进行人员和枪炮的运动，这仍然是不严密的。英国亨利三世废除了寺院 ＇ 校对者注：指亨利三世将英国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收归国有一事。 ＇ ，土地买卖活动活跃，因而，更加促使军队需要较准确的地图，而经纬仪则正好为绘制这样的地图提供了条件。欧洲战争多发地佛兰德斯在苏里公爵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就成为最早从事绘制用于军事目的的详细地形图的地区。英国本来地理知识贫乏，由于1715年和1745年雅各拜特叛乱造成惊恐，才使人们对此问题引起注意。结果，英国陆军工兵开始对苏格兰高地进行勘测，但由于1755年对法国作战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了。1783年，英国工兵受领任务与法国人合作对英格兰东南部进行三角测量，测定格林威治与巴黎天文台之间的准确距离，以确定其子午线的位置。法国大革命使这工作中断，但也进一步推动了三角测量与绘制地图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英国惧怕法国入侵，这促使其在1791年成立陆地测量部，作为陆军工兵的一个部门，该测量部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脱离陆军工兵的管辖。陆地测量部这个名称标明了绘制地图的最初目的。要对实施超视距射击的大炮进行指挥，就必须掌握有关火炮和目标位置及高度的准确数据，而大多数测量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这一具体的需要。随着导弹射程的增大及其杀伤破坏力的提高，测量的范围和精度也相高了。大地测量从三角测量开始演变，经历了气球观察，航空摄影，雷达测量到卫星传感器的应用。与之相对应，武器则从黑色火药和滑膛枪起始，经历了无烟线状火药、来复枪、轰炸机，一直发展到目前的导弹。
除了炮兵，其它兵种也需要详尽的地图，并要具备识图的能力，以指导其战术。正如地形详图对战争结局的重要意义需要强调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致命失败归咎于他对地形的错误判断。他使用的地图和当地的向导都没能辨出横亘在一片开阔地当中的凹路来，拿破仑派出法国骑兵穿过该开阔地追击退却的英军，谁知一个一个地都掉进了这条人工壕沟里，骑兵马匹相互拥挤践踏，结果，法军惨败。阿登山区为人们提供了因地形判断错误和军事阅历浅而招致失败的又一个实例。本来是很容易通过的阿登山区，当时却被视为巨大的屏障，从而在防御中留下了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同一场战争中两次为敌人提供了一道抵抗极弱的防线。看来，对这样的进攻，天然障碍物予以的阻力，不如人为的抵抗，这已成为一条规律。1940年，冯·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建议冯·龙德施泰特进攻经由阿登山区而不要重复1914年那次绕道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中，这一切割台地的通行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协约国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后盾，凭借这一后盾，通过紧靠这一台地的东西侧推进，两翼部队就可围歼大部德军于此地。然而，德军却以牺牲小股后卫部队的代价，顺利地将其大部队从阿登山区撤走了。1944年，同盟国明摆着又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其正面的这个方向上只设置了很薄弱的警戒，结果，在德军最后的一次反攻中，冯·曼陀菲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这种对地理情况缺乏远见在诺曼底登陆中再次暴露出来。同盟国的情报部门未能对诺曼底的灌木丛林地的可通行性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这种山树篱灌木丛林地使同盟国的装甲部队进攻速度减慢，似同爬行，只是待到发明了一种将这种栽成行的树篱灌木向两边推开的方法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欧洲的地形图绘制业都是以军事为基础的。在美国，尽管陆军工兵在东部所进行的测绘活动是为了协助民用导航，但在西部地区所进行的活动则是作为征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地质测量才带上经济目的的色彩。
从更广义上讲，战争（而不是战斗）的计划制订和组织指挥需要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地图，而且宜用小比例图显示较大范围的地域。德国制图学表现突出，这是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组织不是没有关系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战争计划制订和组织实施中之所以生动地显示出来的优势，就是有赖于根据战术用的大比例尺地图和战略用的小比例尺地图汇集和运用了大量地理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老毛奇，就曾在地理学家里特门下学习过。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战所需的各式地图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将帅们通常站在制高点上就可以纵览整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战术行动就不需要详细的地形图了。指挥员指着他和部下都能看清的地形，命令他们往哪儿行动，但愚蠢和自负则可能曲解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诺兰上校就曾用讽刺的口吻，指责其为死荫的幽谷。他这种观点却被卡迪根全盘接受了，后者将其所率领的轻骑兵旅引向覆灭。然而，从原则上讲，目视检查、口头传达和打手势是十分够用了。在开阔地上，即使威灵顿之流和滑铁卢之战时的拿破仑也能直接看到大部分战场。当时，人们感到最需要的并非是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是小比例尺的交通网络图，以便指挥军队的诸编队向战场运动。据那时认为，地图无太大战术意义，甚至连火炮也凭目测对目标进行瞄准射击。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火炮的杀伤力和射程都提高了，因此，要求配备准确的地图。为避免给敌造成集中的目标，部队需疏开配置。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连以上的指挥员已不再能够直接看到其整个战场了，不得不根据地图指挥作战。如今，营规模的机动要靠地图坐标指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远程间接瞄准射击火炮的使用，需要有准确地图，以便前方观察员呼唤火力，射击后方炮手所看不到的目标。
二十世纪以来，武器的射程和杀伤破坏力日益提高，因而，造成军队越来越疏开配置，而有关的地图比例尺则越来越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营连级指挥员使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标准的地图比例尺是1：50，000。在越南战争中，空中机动连队的指挥官不得不用1：250，000比例尺的地图，因为根据1：50，000的导航图，待到其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时，他们的直升机早已飞过既定空域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迫使军队疏开配置。以及现代化的机械化战争速度快，这些也都促使连一级的单位使用小比例尺的地图。
所需要的地形情报种类与作战决心的空间和时间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师以上的指挥员，正如十九世纪的将领们一样，通常关心的是交通线、通路。他们通常不进行战术范畴内的那种作战，而只负责向战场调配和运动部队，或者将部队撤出战斗。军和集团军指挥员的决心通常有时间提前量，一般要在几小时甚至几天后方能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因为，调动大规模的部队，即使是机械化的部队也需要很长时间。
师及师以下的战术决心，需要有较详细的、及时的情报、必须确定直射武器的发射阵地；必须进行掩护和伪装，防止敌方火力杀伤和侦察；必须使履带式的车辆离开公路机动；必须为直升飞机航路准备地标，并为直升飞机准备着落区。战术作战决心几分钟内就可能产生影响。而连一级的作战决心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地形的军事特性由于敌我双方部队阵地的变更而随时发生变化。炮火突击可能使乡村道路交叉口变成到处是乱石的坦克陷阱，把本来极易通过的树林瞬间变成鹿砦。一个坦克连驶过后，将地面轧压得一塌糊涂，致使其它坦克无法跟随前进。
地形及据其绘制出来的地图对机械化军事行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有误的或者过时的地图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像道路和建筑物区这样的文明特征在地图绘制时的情形，极可能是待到印制时已面目全非了。在战场上，桥梁消失，水坝决口，建筑物夷为平地，其速度极快，即使地图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反映出这些变化来。在越南战争中，因为战斗地带地貌在时刻变化，因此美军在地形判断时，往往使用最新的航空照片，而不用地图。
使用有错误的地图，可能带来极大的破坏性的后果。苏联的欧洲部分森林覆盖面积约为40％。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拥有的不可靠的地图上却标着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森林。德军总参谋部关于东线的作战决心就是以连续不断的森林为依据的，这种结论是根据错误的地图得出的，而不是根据对战场本身的观测得出的。在越南战争的早期，南越军队使用法国地图，而美国空军则使用美国地图。结果是，应召的美空军袭击了错误的村庄，有时甚至打在己军头上，直到美制地图发到所有南越军队，双方使用同样的地图，局面才改观。
地形分析
关于地形，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凡可能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潜在或实际战场地表的一切情况，都应了解。概括地讲，必须了解某种地形可通行的难易程度；具体地讲，务须弄清什么地方易通行，什么地方难以通行。必须查明能进行装备、人员登陆的地段，查明可实施空降的地点。必须确定设营、设防地点及运动路线。当确定了原点和运动路线之后，与敌实际交战就集中到确定火炮阵地，设置警戒，以及根据总的地形特征，来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等问题。尤其是，防御或突击的具体方向，部队和火炮的配置位置等，必须予以确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工和自然的地形。至于两岸陡峭的河道、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挖的运河，对于一个坦克部队指挥员来说，无关紧要，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反正都是越野运动路上的一个障碍物。高地的反斜面，矿渣堆，或者石砌的农舍，都可为坦克规避直瞄火力提供掩护，这三种地形地物都在同样的军事地形之列。
如果说人类对地形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地形研究一直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就不足为怪了。在回答军事问题中所涉及的比例，注意细节和测量成果，同样也有助于解决地貌学家所关心的有关形成各种地形的过程和结构的各种问题。自然地理学文献中，强调某些类型的地貌、地形和自然环境，在以往的和潜在的战斗场面中表现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情况下看来，现行的一些勘测范围因为与战争同时有关而受到重视。人们对沙漠地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的研究项目因可能有军事意义而受到重视，但事实证明在学术上有意义，而在军事上则毫无意义。本世纪五十年代，对斜坡的大力研究，因为其可能对坦克行动有影响而得到了美国陆军提供的资金，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并没获得惊人突破。军事上，对某些地形地貌表示关注，而促进了学术界重视，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大量研究是受委托而进行，为更有效的实施战争服务的。
自然地理学和作战之间相互作用方面有一个生动的实例，这就是曾为在非洲西部沙漠组建远程沙漠巡逻组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剑桥大学地理学家R·A·巴格诺尔德在一些同行的协助下，在利比亚沙漠里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们考历了由风吹积成的沙丘，新月形沙丘、沙岩席等构成的各种沙漠地形。为了在沙漠中辩别方向，他们还发明了日晷。陪着北非战争的爆发，巴格诺尔德组织起远程沙漠巡逻组，充分利用对该区地理的了解，有效地破坏了隆美尔的内部供给线，摧毁了敌军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
1918年，法军就已绘制成标明何处坦克可通行的地图。参照这一先例，英国陆军工兵在北非绘制出注明各种沙漠地形对战场上轮式或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