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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乏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