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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