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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远新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万人！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偏听偏信，毛泽东竟作了如下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狄克”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一月，周恩来去世；
二月，开始“批邓”；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四月，天安门事件；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七月，朱德去世；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九月，毛泽东去世；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