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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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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簸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头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
  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会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有一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导。他怎么知道江青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关于张春桥的最新消息,是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北京英文电: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七十一岁。
  在即将结束本书之际,对于“狄克”,再补充几笔。
  其一:
  经中央专案组查实,张春桥在被逮捕之前,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曾用过“狄克”这一笔名,也从未提及过他在三十年代曾化名“狄克”攻击鲁迅。
  其二:
  上海一个名叫徐锡驹的人,也知“狄克”底细。此人出乎仰慕大文豪巴尔扎克,取笔名“肖扎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捕,在上海青浦县劳改。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下一份揭发“狄克”的材料;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虽然肖扎克“炮打”张春桥,开炮晚了一点,不过,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佐证。
  其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四卷二六六页,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新加了一条注释(过去出版的《鲁迅选集》、《鲁迅全集》从未注释过“狄克”)。这条注释,是千万人“炮打”而得来的成果:
  狄克 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这就是历史给“狄克”所作的结论。
  纵观张春桥跌宕多变的一生,当他“步步高”的时候,每一次“高升”都伴着一场“炮打”。坐在高位上,他日日心虚,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倒是锒铛入狱之后,他的心踏实了,再也不必为念“权经”而绞尽脑汁了。
  《苟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是颇为传神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于上海。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改毕二稿,上海。
  附录一:张春桥妹妹之死
  “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厂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逻尔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
  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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