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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据揭发方兆群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九日晚（事故前一天）
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XXX弄XX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颚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
三月三十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十一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四月八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繁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四月八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
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
（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
（2）手术室赵影旁证；
（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
（4）方兆麟交代；
（5）万延钰交代；
（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
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九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代”。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十九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六时至夜九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七时至次日晨八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终于写出了“交代”，标题就叫《关于方兆麟到医院里送蛋糕一事》：
今年二月六日前后，有一大晚上，我在汾阳路耳鼻喉医院值急诊夜班（晚上七点至次日晨八点）。七时许，我女儿来医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诊室来梳头，约八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针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代，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钎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XXXX号XX室，一下于就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三十七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于，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帅。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义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一匕年四月十九日厂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朔，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
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一如果有人投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她的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像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
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一九一二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九五四年入党。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级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二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
“一儿五六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