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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控制官僚们。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厅的人士，他们都是各省厅决策的实权人物，同时他们与社会各界又有着密切的、广泛的联系，显然这种广泛的统治基础是使政权稳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国会之子。竹下登说：“总理大臣是由国会指名的，因此，国会对我来说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说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的真实用心是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
此外，竹下登还用“人人皆朋友”的口号来加强他的联系网络，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为核心的一个关系网，由此去联系财界和各界的实力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大型蜘蛛网中的大蜘蛛，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操纵着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过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绝对平均是难以做到的，竹下派内部由于少数人没有能得到企望的职位而牢骚满腹，在野党更不用说，因此对这位“娃娃脸”首相始终不会用敬畏的口吻称其为“老头子”。正因为这样，竹下登要想长期坐稳首相这把交椅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一旦出现政治台风，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厦难免就会动摇倒塌和崩溃。
竹下登长期担任党务及内阁财经要职，过去很少发表系统的内外主张。他上台后推行的内外政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效仿、承袭逐渐显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态柔和，给人以“鸽派印象”。
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日本列岛故乡论》，强调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满活力的家园。他的使国民物质丰富、精神充实、乐趣倍增的设想，主要是从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及大平正芳的《田园城市计划》为基础而发展的。他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的“税制、行政、教育改革”；制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灵活的财政制度，充实社会资本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
对防卫问题，他主张贯彻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1988年2月22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他强调，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从质的方面提高防卫力量。舆论认为，竹下内阁不像中曾根内阁那样锋芒毕露，给人以鸽派印象。
多对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将继承中曾根路线，并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为外相，特请中曾根筹建“高水平”的和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从他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开频繁的出访活动看，逐渐突现出与中曾根有别的竹下色彩。
首先强调推行和平与诚实的外交。竹下登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一文及施政演说中说，要立足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形成多边而开放的市场，使日本的发展寓于世界繁荣之中。
其次是，他主张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连带关系。他强调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他把缓和当时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因而上台后根据美国的“要求”，为美国挑担子：一是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和访问菲律宾，许诺为创设“东盟、日本开发基金”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为协助阿基诺政府稳定政局，决定提供800亿日元贷款及用于修路的140亿特别日元贷款。二是1988年1月访问美国，并作出了一系列许诺：修改旨在增加驻日美军经费的特别协定。②关于向美国开放12种农产品市场问题，原则上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③同意美企业参加特定公共事业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鲜，参加卢泰愚的总统就职仪式，并与卢泰愚举行了会谈。就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汉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成立21世纪委员会设想，贸易逆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特别是，对卢泰愚要求为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搭桥”问题，竹下表示了想积极起中间人作用的热情。
第三、重视亚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日本应在亚洲发挥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日本的“故乡”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苏强调一贯的基本方针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而后缔结和约，建立真正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并继续根据这一方针，努力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树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五、竹下登的对华态度具有适应形势变化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他曾追随“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派，但在田中角荣势力上升，发展中日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时，他加入了田中派，并积极支持田中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此后，他3次参加自民党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竹下内阁态度较积极。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例如，关于侵华战争问题，他说：“对战争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评价，有的认为是侵略战争，有的认为是偶发事件。”又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示不管以正式还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该神社将于1988年4月举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对沿袭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参拜问题，表示将视中国的反应和国内的动向再做最后决定。但他解释参加“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动机时，他说是以朴素的感情，去追悼战死者及祈祷和平。再如对光华寮问题，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组织“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召开的会议上说：“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关系的根本，”但不论对光华寅或对防卫费突破1％的问题，日本都要采取该说的就说，求得对方谅解的态度。“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3次表态，均反复强调”三权分立“，谋求”中方理解“，由双方努力解决等主张。
1988年春天，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国”，“芦沟桥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历史的谈话，竹下对此并不以为然。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作出明确的回答。竹下首相为此召集多次国会会议，在会上他对此事既不肯谈他对侵略定义的见解，也不肯触及天皇的战争罪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和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会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日本国民对政府不珍视日中友谊的言论表示不满。竹下首相自感无言以答。5月13日，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国内外双重舆论的压力下向首相提出辞呈，竹下虽留恋旧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奥野辞职，任命早稻田大学同窗学友海英勇接任。
奥野的辞职使政府的基础受到了一定损伤。竹下登首相自奥野辞职后，竭力设法挽回不良影响。正当他企图巩固政权，欲展宏图之际，1988年爆发了日本产业公司“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特大贿赂案。这一丑闻使竹下登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
6。8 “里案”的结局
里案逐渐曝光，水落石出以后，人们无不感到欣慰。然而，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结论却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并决定向法院起诉17人，其中国会议员仅2名，其余免予起诉。6月12日，法务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务省刑事局局长根来泰周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此作了说明，认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76人转让该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但此次转让离股票正式上市还有1年零10个月，不能认定该股票一定能带来经济利益，故不能构成行贿受贿罪；1986年9月至10月该公司又向79人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余人接受股票转让与其职权范围无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等价交换关系，因此不能认为是行贿受贿；至于政治捐款，除被起诉的4名议员秘书外，尚未发现其他人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
旧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法律上无明确规定时，有罪也不定罪。检察部门和司法当局往往利用这种法律条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为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渎职行为开脱罪责。例如，在日本的《公务员法》和《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资金”无明确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贿金认定为政治资金，变有罪为无罪；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捐款虽有一定限额，但是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个人向政党或政治资金团体捐款超过1万日元就要申报，但向一般政治团体（自民党议员和各派阀都有此类专以集资为目的的团体）捐款，其申报基数为100万日元；至于近几年来泛滥成灾的所谓“政治宴会”，纯属集资活动，但在该法上无一限制性规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也使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渐趋失灵，司法部门偏袒或姑息政治家渎职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检察当局就更易受行政权力的操纵。从日本战后发生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处看，即便是行贿者和涉嫌政府官员受到某种处罚，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受到包庇，或判无罪。里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转让与交易，无论是在《商法》、《所得税法》，还是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都无严格限制，有空可钻；二是尽管有16位国会议员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通过转让获得利益，但里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是着眼于未来，放长线钓大鱼，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钱权交易尚未见之以果，不好找到具体罪证。这就更容易使以权谋私的政治家们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为政治家职业道德上的腐败行为提供辩护，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当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时，广大日本国民的期待化为泡影，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愤慨。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检察厅的行动“雷声大，雨点斜，”虎头蛇尾“，”对政治家的读职行为追究不彻底“，”放走了首恶，草草收场。
7月23日，日本举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参院选举，广大国民迎来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回敬执政党的机会。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旗开得胜，执政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选举结果，自民党30多年来在参院一直占据过半数席位的优势没有了，社会党等在野党席位的总数超过了自民党。
参院选举结果给政局带来了动荡，6月2日刚刚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引咎辞职，字野政权仅存两个月就不打自倒。风雨交加的自民党政权又不得不“换马”，由自民党内小派首领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是1989年第3个自民党政权。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换代的年份，裕仁天皇过世，明仁天皇继位，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内成外平”以及《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等语句，意在希望国内外和平安定。不幸，这个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腾，政局动荡，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冲击和重创。原因何在？里库路特案件或许能告诉我们。
第7章 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
——巴列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虽然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但明显倾向希特勒德国。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决定将礼萨·汗驱逐出境。在盟军的压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点多一点儿，当时的伊朗首相福鲁吉在众议院向主体议员宣读礼萨·汗的文告：“朕，伊朗国王，遵奉上帝和国家的旨意，在此庄严宣告引退，并让位给我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继……”。9点30分，这个文告被众议院批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