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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作者：陶朱问
内容简介：
1949年1月至1950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内战战场的全面失败，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
这张暗杀名单列有87人。在这张名单背后，是屠夫的疯狂、志士仁人的鲜血和拯救生命的努力……这一页曾被尘封的历史一经揭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正文
溪口受命（1）
1949年1月21日。浙江宁波溪口镇。
灰暗的天空似一个硕大的锅盖兜头盖脑罩于苍茫的天地间。镇旁那条碧绿清澈的剡溪河飘来一列列竹筏，缓缓泊了岸。
街上早已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林立，气氛显得异常肃穆和紧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位足蹬老人头皮鞋，身着府绸长衫，瘦若一竿枯竹的老者在几名精壮侍卫的簇拥下，扶杖走上岸来，他半是自嘲，半是感喟，吟过两句诗后，便强笑着脸，径奔镇底一座名为丰镐房的老屋。
山川依旧，物是人非。这位老者便是执掌中国大陆权柄达二十二年之久的著名人物蒋介石。此时，由于国民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失败，蒋介石在内有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宫，美国主子甩水袖，外有江北解放军百万雄师相陈的情况下，弄得四面楚歌，引来海内外的一片嘲弄唾骂。
1949年元旦，迫不得已，蒋介石被迫一改往日强硬不服输的性格，发表了元旦求和声明。但这时的形势于蒋介石的统治而言已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的下一步，将是渡江作战，摧毁蒋家王朝。国民党内部派别见有机可乘，纷纷逼蒋交权。尤其是新桂系，李宗仁主内步步紧逼，白崇禧陈兵武昌遥相呼应，不惜以手中40万精兵相逼。此时的武汉三镇，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内中有“蒋总统不下野，中共不肯和谈！”“蒋不下野，美援无望！”。更有甚者，沪宁一线到处传闻：蒋如果不下野，白崇禧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
屋漏偏遭连夜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又向蒋介石捅了一刀。
“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蒋介石不得不对个人进退再作审视。他在自己的谋划中这样写道：
“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
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待蒋介石考虑成熟之后，他于1948年12月31日晚在总统府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40人聚餐。饭后，蒋对众人冷冷地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张群，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蒋之幕僚心腹）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文告大意是：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同时蒋介石又开出了对和平的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在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中共重开和谈。一句话，就是不要触动国民党现存的独裁统治体制。至于蒋介石今后的进退未予明确说明，只在文告最后有所暗示：“只要和平可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文告之后，蒋介石征求聚餐者意见，当蒋问到李宗仁时，李宗仁讪笑着答道：“我与总统不赞成发表的意见。”
此言一出，在座的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张道藩、王世杰等人均不赞成发表这个文告。
蒋介石的目光逡巡一番，然后怒然作色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
李宗仁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蒋所讲的“某一派系”显系指他和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发表。同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评论，揭露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
毛泽东的评论切中要害。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法与伪法统等。这八项条件对蒋介石而言犹如五雷轰项，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蒋介石感到再无恋栈总统职位之必要。
他只好假惺惺地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21日，他正式宣布交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返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
但这次下野他真的能做到盘桓故园，息影山林了吗？
近乡情更怯。丰镐房祖屋已在眼前。蒋介石扶着杖，摘下礼帽，凝神打量，却有些迟疑不前。
“父亲，”随行的儿子蒋经国那张圆润的脸凑在父亲身旁，“孩儿已将一切安排妥贴，请父亲早点回屋休息。”
蒋介石望望儿子，点点头，正欲迈开步子，不料，一阵喧闹声夹以嘈杂的脚步声袭扰而来。蒋介石回过头，见是一排军警正挡住欲往这边走近的人群，他一怔，忙吩咐儿子道：“经国，你去看看。”
蒋经国点点头，忙碎步跑了过去。一会儿，他回转身便对蒋介石说道：“父亲，乡亲们听说您老回来了，要见见，他们出于安全方面的顾虑，因此加以阻拦。”
溪口受命（2）
“走！”蒋介石将拐杖往前一点，便迈开步子道：“我们过去看看。”
“父亲一路辛苦，是不是改日……”
“乡里乡亲的，再辛苦，也得见他们。”蒋介石盯了儿子一眼，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蒋经国顿时噤若寒蝉，忙猫着腰在前面牵引自己的父亲。父子俩在一群便衣侍卫的簇拥下，向喧闹的人群疾速走去。
举凡平步青云、成就大业者，在外面闯荡世界时，尽管费尽心机，耍尽手腕，平日高高在上，让人难窥真颜，无论他们如何风光，哪怕高居庙堂之上，但是，一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便会收敛起外面混迹的嘴脸，在四邻乡亲中极力表现出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作态。他们从语言、习俗，甚至衣着，多要保持儿时的样子，为的让乡亲们不要讲自己“忘本”。
这是许多中国仕途上的为官者难解的“乡土情结”。
蒋介石当然也不例外。
“这位阿公，”蒋介石已走近喧闹的人群，朝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颔首笑道：“侬要见我，有啥事体？”
老者一听这口地道的宁波乡音，倍感亲切，便壮着胆子问道：“蒋总统，我们只是想看看您。”
“谢谢阿公。难为您老还惦念着我这个溪口镇出去的远行游子。”蒋介石一面谢着，一面笑道。
猛然间，另一位老者扒开人群，踮起脚尖，使劲朝前挤了挤，然后蹬着一双狐疑的眼睛朝蒋介石眨巴着问道：“听说你已经不当总统了，是这样吗？”
人群中立刻炸开了锅。大家惊疑地扭头盯住老者，议论纷纷。蒋介石一手扶了杖，一手朝人群中摆了摆，然后和颜悦色地答道：“是这样子的。老人家，我已经不是总统了。”
“那你这次回了溪口是不是告老还乡？”老者大着胆子继续追问。
“当然是回乡长住。”蒋介石依旧是满脸笑容，“现在是民国，讲民主。中正视国民公意而出，对总统一职断无萦怀之意。一旦去职，当然就是一介草民。不过，”蒋介石见人群无甚反应，忙转过话锋道，“中正在外奔波多年，这次返乡，一身轻松。种种地，养养花，钓钓鱼，过过平常人的生活。希望乡亲们多多抬爱。”
人群中兴许是被蒋介石这番话感动了，老者伸出鸡爪似的双手往空中叠住，便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稀里哗啦”报以了一阵掌声。
蒋介石趁机感激地点点头，客套两句，转身向众人挥手告了别，然后拖着疲乏的身子回了丰镐房。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原名蒋国泰，乳名“瑞元”，学名“志清”。1912年他流亡日本创办了《军声》杂志，用笔名为介石。1918年，经江浙财阀张静江牵线，他跑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时，仰慕这位革命先行者，并以学生和继承人自居，遂改名“中正”。
曾有好事者考究。“介石”与“中正”并非为蒋氏独创。介石源于《易经》预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中正乃儒家评国易的大传《象》“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意即要像顽石一样坚硬，但此类坚硬以不过一天为吉祥。刚化为柔，柔化为刚，处柔不守柔，处刚不守刚，执其两端而守中间才是最安全的中正之道。
蒋介石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尤其服膺程朱理学，平日“礼义廉耻，百孝为先”挂于口中。喜读《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录》等。后来，败退台湾，还将其官邸命名为阳明山，官邸内特地置有阳明书房。1975年，蒋介石临终前教诲蒋经国，“王阳明、曾国藩、朱熹，这些大儒的书，你要当作圣哲去研读。”
蒋介石毕生将这些大儒的经典引为人生信条，依靠进退相交、刚柔相济的办法，取得信任、权力和地位。仅从1918年初次参加粤军至1924年4月就任黄埔军校校长，6年间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达13次之多。1922年，他负气出走福建鼓浪屿时，手书“其介如石”，请人刻于更衣亭西边的山石上，颇有点像“文革”中林彪手书“克己复礼”的信条。以后他借“廖仲恺被刺”一案，在国民党林立的派系中逐渐取得委员长、总裁、总统的最高职位。逢大的政治风浪及转折的危急时刻，多次“辞职”，以退为进，避过凶险。正所谓退一步，风平浪静，海阔天空……
说来殊为有趣，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就是桂系相逼。1927年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提出的条件为借口，提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逼蒋下野。
蒋对汪及桂系、沪派举动愤怒异常，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他命陈布雷起草《告国人书》，宣布下野。
蒋下野不久携张群、宋子文等人去了日本，争得了日本人与美国对他的支持，同时获得了宋老夫人对蒋与宋美龄婚事的允诺。
当蒋的目的达到之后，于1928年1月10日由日返沪，一面筹办与宋的婚事，一面联汪制桂策动复职。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请蒋复职。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后又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台又上台。
溪口受命（3）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发生在1931年12月。此次下野一方面是由于蒋的误国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结果。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由于蒋介石将此方针付诸实践，遂招致国内阶级、党派矛盾激化，综合国力下降，同时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事件。面对日寇对中国的步步入侵，蒋介石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宣称对日作战“3月必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此一形势也为蒋介石的反对派所利用。
本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但他得意忘形，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一方面对中共苏区实行“全面清剿”，一方面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企图通过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大总统”的约法，并把他推上“大总统”的宝座。
当时政界要人吴稚晖、陈立夫、刘健群等对蒋的主张均表示支持。惟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胡的理由是：国民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全国国民的心志，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它不是国民大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