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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维持现状。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①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①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