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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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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历史贡献不是非常突出,但后人还是愿意在小说中赞美他,在戏剧中歌唱他,可以说,“情”之一字成就了唐代宗李豫不朽的传奇人生。
  第58章 白居易为什么不说话
  唐代诗人李绅是以两首《悯农》诗流芳后世的,其中一首就是妇孺皆知的《锄禾》(为了适合儿童阅读才改成了这个题目),而笔者更欣赏的则是另一首,其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二句的警世意义绝对不亚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同志按理说应该是个生活俭朴的人,然而事实却大跌后人眼镜。也许李绅曾经非常节俭朴素,但是他在当了官老爷,特别是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升格为宰相)之后,却骄奢淫逸起来了。史书记载,李绅为官后,逐渐奢华到一餐耗费千百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对其无不嗤之以鼻,嘘之以声。
  笔者以为,史书的记载可能有点夸张,但李绅的奢侈是肯定无疑的,否则韩愈、刘禹锡等大诗人不会就此对他进行批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同为大诗人,而且对李绅更熟悉的白居易为什么在这个事上不说话呢?
  白居易和李绅都是新乐府诗派的中坚人物,他俩和这个诗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元稹互相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你来我往,诗词唱和。但白居易好像并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真正的好朋友。如果白居易尽到了一个朋友的职责,劝说李绅在生活上由奢入俭,放弃过分奢侈的鸡舌宴,那么,在做人为官这个方面,李绅留在历史上的就是知错能改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口是心非的反面教材。可惜的是,面对李绅的骄奢,白居易由于照顾朋友李绅的面子或者其他原因最终保持了沉默。
  之所以批评白居易不是一个真朋友,还因为他在元稹犯了比李绅更大的错误时仍然选择了“沉默是金”的态度。
  元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李绅还要高出半截,他为妻子韦蕙从写的悼亡诗非常有名,那句众口相传、感人至深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出自他的笔下。但他一生之中的两大污点严重影响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尽管他年轻时是个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帅哥。
  第一个污点是他对初恋情人(就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的生活原型)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第二个污点则是从当年弹劾误国宦官的勇士蜕变成了为了升职投靠宦官的肖之辈。
  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垍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此时的元稹年少气盛,以大无畏的精神劾奏不法藩镇、官员以及他们身后隐藏的宦官,为此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和六年,裴垍去世,刚刚吃了些苦头的元稹又失去了倚靠,一番得失权衡之后,他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决定卖身投靠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并且真就黑着心肠,厚着脸皮这么做了。
  元稹依附宦官的可耻行为引起了朝臣们的鄙视,“为时论所薄”,作为好友的白居易却没有提出“逆耳忠言”让他悬崖勒马,而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地和元稹互寄诗作,一唱一和,而且酬唱地比以前更加频繁,就连著名的《长恨歌》都是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相对应唱和时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白居易碍于情面在元稹生前没有对他提出批评,但他其实是不认可元稹的变节行为的,他为元稹所写墓志铭中的“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等字句可以为证。
  李绅生活奢侈,元稹屈身事奸以至于遗臭于史,他们自己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白居易作为他们二人的至友却对他们的失节行为始终保持失语,不发一言也应该难逃其咎,至少他不是一个敢于直言相劝、令人肃然起敬的诤友。
  第59章 元稹: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在人民群众中源远流长,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祝福令每一个观众在心生共鸣的同时为这一对痴男怨女深感欣慰。殊不知,张生与崔莺莺并非虚构的人物,张生的原型就是与大诗人白居易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元稹,而崔莺莺则是他有记载的初恋情人。实际上,元稹并没有像张生那样对崔莺莺一往情深,矢志不渝,而且崔莺莺也并非他唯一的心上人。那么,元稹的心上人都有谁呢?就让我们从崔莺莺说起吧。
  崔莺莺
  崔莺莺的初恋确实如《西厢记》中所言发生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普救寺,只不过她的初恋情人不是张生,而是她的远房表哥元稹。
  公元800年,22岁的帅哥元稹正在普救寺温习功课,为进京应试做着准备。这时,他的远房姨妈郑氏为了躲避兵乱携带儿女和不少家人婢女也来到了寺中。元稹认识镇守蒲州的将领白马将军杜确,从而保护郑氏一家没有受到乱军的骚扰侵害,郑氏非常感激,便设宴款待元稹,就在这次宴会上,元哥哥爱上了崔妹妹。
  元稹不仅秀外,而且慧中,他15岁时已登明经科,21岁时在河中府任小吏,如果能顺利通过吏部考试,就可以入仕做官了。对于这样一个既玉树临风,风流潇洒,又有能力保护他们,同时前景又不可限量的远房外甥,郑氏显然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兴致所至之下,她让宝贝女儿崔莺莺出来拜见元稹表示感谢。无奈遵从母命出来见客的崔莺莺虽“常服睟容,不加新饰”(穿着平常的衣服,不加修饰,坐下来一副哀怨的样子),但依然是颜色艳异,光采动人,一下子就把元稹给惊呆了,从此“寤寐思服”,魂牵梦萦,没有一刻不想她。
  其实,崔莺莺对元稹也是一见钟情,但她毕竟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尽管心中已经星火燎原,表面却寒冷如冰。元稹早就读懂了莺莺的心思,就疯狂地展开一轮轮猛烈的爱情攻势,而莺莺身边的婢女红娘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春情满怀的莺莺再也把持不住,与逾墙而至的元稹在月色朦胧的西厢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
  一旦追到了手,屋顶的红宝石便不再高傲,窗前的明月光就不再神秘,长时间的卿卿我我,亲密接触之后,“距离产生美”的反面效应开始起作用了,红宝石渐渐成了手背上的朱砂痣,明月光慢慢沦为嘴巴边的白饭粒。
  就在元稹心中的爱情之火不再那么灼热时,进京应试的日子到了,他离开莺莺奔赴长安,虽然是“碧云天,黄花地”一片萧瑟秋景,可元稹心中得以解脱的感觉却远远超过了恋人间的离愁别绪。
  元稹与崔莺莺的情事以浪漫始,却没有以浪漫终,天真的莺莺被元稹始乱终弃了,也许这时她才懂得了一纸婚书有多么重要!
  后来,元稹又纠缠过已身为人妇的崔莺莺两次,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距离又产生了美,都被深受伤害的莺莺拒绝了。
  韦蕙丛
  元稹最终毅然决然地抛弃崔莺莺,一个原因是没有结婚证的爱情过了保鲜期,更重要的原因是长安城内有个高枝在等他去攀。
  这个高枝就是韦蕙丛。
  韦蕙丛出身名门,是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韦夏卿最小最疼爱的女儿。大概韦夏卿看中了元稹的帅气与才气,所以就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出身贫寒,只是个秘书省校书郎的元稹,这个职位听起来挺美,实际上是地位最低的公务员。韦蕙丛是个聪明美丽、勤劳贤惠的女性,虽然她的家世远远高于元稹,但她一点也不自命清高,盛气凌人,而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过上了清贫的日子。她努力料理家务,维持困窘的生活,“自言并食寻常事,唯念山深驿路长”,“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拨金钗”,任劳任怨,为爱付出。他们这对贫贱夫妻的生活虽不宽裕,却温馨甜蜜,让人由衷发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叹。
  妻子的贤惠、岳父的高位使元稹那颗曾经风流放浪的心渐渐归于平静沉稳,女儿的出生更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但造化弄人,命运无情,就在元稹刚刚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生活即将开始时,韦蕙丛却不幸因病早逝,年仅27岁。元稹万分悲痛,日思夜念,接连写下了数十首悼念亡妻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离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诗中对亡妻表达的怀念之情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不犯感情错误。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官场就是一个江湖。韦蕙丛离世之后不久,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现在的四川成都视察,就在这座城市里,官场的潜规则让他与一位著名的女性衍生了一段历史上罕见的“姐弟恋”。
  薛涛
  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著名诗人如璀璨群星,耀人眼目。如果把男诗人比作一颗颗绿树,那么为数不多的女诗人就是那万绿丛中的数点红,而其中最红的三个分别是初唐的上官婉儿、中唐的薛涛和晚唐的鱼玄机。
  薛涛生于都城长安,幼时跟随父亲到了四川,后来不幸沦为乐伎(类似于歌女,非妓女也)。她不但才华出众,能诗善赋,而且擅长书法,歌舞俱佳,绝对是当时文学界娱乐圈的大姐大。与她同时的重量级诗人、白居易的亲密战友王建曾经写诗赞美这位非同一般的女性:“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才名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样一位身为乐伎的诗坛奇女子,作为诗人的元稹肯定一直想一睹芳容,与之交流一下诗艺,担任监察御史后的四川之行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当时韦蕙丛刚刚过世,无论就社会舆论而言,还是就自己的内心情感而言,元稹都很难迈出这一步。
  负责接待元稹的地方官严司空看出了朝廷派来的监察御史的心思,就暗中安排薛涛去侍奉他。元稹和比他大11岁的薛涛诗词酬唱,相处极为融洽。第二年,元稹离开成都回到了长安,两个人相隔千里,山高水长,曾经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元稹有时会想起薛涛,“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薛涛则在成都无限凄凉地隐居起来,终身未嫁。
  窃以为,元稹与薛涛之间的这段情感应该属于两位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柏拉图之恋,精神方面的依恋远远多于肉体的欲望,毕竟后者比前者大了足足十一岁。
  裴柔之
  虽然元稹在诗中深情地用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来表达对亡妻的无限怀念,觉得任何女子都不能取代贤惠美丽的韦蕙丛,但韦氏辞世一年之后,他还是娶了另一个女子,也许是因为这个女子名字非常美好,她姓裴名淑,字柔之,也是一个大家闺秀,而且与元稹对诗歌有着共同的爱好。
  元稹此后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虽曾一度官拜宰相,但任职不到三个月就被贬为同州刺史,后又到浙东任观察使。公元830年,元稹被召回京都长安任尚书右丞,甚至还再次被定为宰相的候选人,但因为政敌反对而未能如愿。在元稹沉浮不定的宦海生涯中,裴柔之一直陪在他身边,与他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共同沐浴生活的阳光,一起面对人生的风雨。
  被召回长安时,元稹已经五十二岁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裴柔之随同丈夫深感欣慰地回到京城。但春节刚过,他们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朝廷一纸诏书降临下来,元稹从京城的尚书右丞变成了外放的武昌节度使。裴柔之既留恋京城的亲人,又为丈夫未卜的前途忧虑,十分伤感地写下了一首五律:“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看到妻子的诗,元稹也写了一首五律表示对她的抚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耀,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诗词唱和中充满了夫妻间的真情与理解,真是令人羡慕。
  唐代时就曾有人这样评价元稹与裴柔之之间的情感:“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他们就是这样相互扶持着一路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武昌,也正是在这一年,元稹的生命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尽管裴柔之聪慧贤淑,善解人意,尽管元稹与她举案齐眉,琴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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