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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元稹的生命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尽管裴柔之聪慧贤淑，善解人意，尽管元稹与她举案齐眉，琴瑟和谐，但这些都没耽误了元稹享齐人之福，他依然有纳妾的行为。这在当时自然无可厚非，但毕竟不是忠于爱情的表现。作为受害者，裴柔之的感受，我想，应该会像李易安词中所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曾经陪在元稹身边的应该还有别的女子，因为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风流才子，我们不禁想替他身边的女子问一下这位唐代著名诗人：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心里头爱的究竟是谁？
第60章 唐朝的另一个崔郎
大凡喜爱文学的人都知道崔护这个人物，他之所以青史留名，不是因为后来做到了剑南节度使的高位，而是因为那首优美动人的《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即为此诗后两句），因为那段“人面桃花”的爱情传奇。
殊不知，唐朝还有一个崔郎，也是凭借一首诗、一个爱情故事为后人所铭记，他的名字叫崔郊，这首诗题为《赠婢》。
在中国文化中，侄子经常会爱上姑母身边的女孩，比如《玉簪记》中的潘必正与陈妙常（潘姑母身边的道姑），《珍珠塔》中的方卿与表姐陈翠娥，就连名著《红楼梦》中的宝黛之恋亦未逃脱这一窠臼，崔郊爱上的女孩则是姑母家的歌婢。
崔郊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一个秀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是不少女孩的梦中情人。他的姑母家中有一歌婢，天生丽质，歌舞弹唱俱佳，是汉南一带最美的女子。歌德曰：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崔郊与那歌婢，一个正青春，一个是少年，二人一见钟情，两心暗自相许，琵琶弦上说相思，诉不尽无限意。
爱情的花儿心中开放，幸福的歌儿随风飘荡，崔郊成了姑母家的常客了，并且梦想着姑母有朝一日大发慈悲，该放手时就放手，给爱一条生路，让他抱得彩云归。可是，一天当他再次来到姑母府上时，却已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空余遗恨对西风，原来，姑母真地放手了，只不过放手的对象不是他，而是权势显赫、家财万贯的于頔于大帅，这样一来，既可以断了娘家侄子的念想，又能换来白花花的银子、黄灿灿的金子，贪财的她何乐而不为呢？
从那日起，崔郊相思成灾了，他“四书五经无心读，三餐无味懒下喉，独坐书房愁脉脉，面对冷月恨悠悠”，结果日渐憔悴，一病不起，正如后人李商隐诗中所写：“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崔郊深爱的歌婢更是备尝相思之苦，她在帘幕无重数的深深庭院之中，千万次无言独上西楼，面对如钩冷月，深感“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之苦，可是这爱无人倾诉，只能埋在心底，瞒，瞒，瞒。
后来，爱情的神奇力量让崔郊离开病榻，一路来到于府大门之外。我们这个多情的秀才并没有冒失地进府，而是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了下来，从此每天藏在府门外不远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与心上的人儿见上一面，一诉别恨离愁。
苍天不负有心人，崔郊最终等到了机会。寒食节这天，我们的这个歌婢出府踏青散心，百感交集的崔郊便远远地在一棵柳树下等待，两个相爱的人儿终于相见了。崔郊与心上人执手相看泪眼，饮泣不已，发誓终生相爱，永不变心，最后，崔郊将那方题着诗的手帕送给了心上人，这就是那首声声泪，字字血，点点恨，句句情的《赠婢》：“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萧郎”原指萧衍，后用来指代情郎）。
不久，这首感人至深的爱情诗传到了喜欢诗赋爱惜人才的于頔耳中，他非常欣赏其中的后两句。当于頔听说作者崔郊的心上人就是自己府中的一个歌婢时，就决定将自己身边的这朵红玫瑰送给他，成就这段郎才女貌的良缘。崔郊已经破灭的爱情之梦在峰回路转之后竟然圆了，事情就这样成了，这只能是上天的造化。
崔郊与心上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相信他俩从此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过着幸福的生活，相依相伴慢慢变老。
遇到佳人并与之一见钟情是崔郊的幸运，遇到心胸宽广、爱成人之美的于頔则更是崔郊的幸运，否则，他的爱情故事将会成为又一阕“孔雀东南飞”。
第61章 追求人格独立的李商隐
晚唐诗人李商隐是笔者最钟爱的文学家之一，他在唐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都极为熟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他的二十二首诗作，仅次于杜甫，王维，李白，位居第四。他蕴藉含蓄、典雅瑰丽的诗风为无数后人喜爱、模仿。晚唐诗人在前辈光芒的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不少名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毋庸置疑，李商隐是一位成功的诗人，但他的人生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在李商隐十岁前后，他做幕僚的父亲在浙江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不得不回到了河南故乡。没有收入来源的一家人很快就陷入了生活的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才能勉强度日，身为家中长子的李商隐早早地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帮别人抄书、贩卖粮米，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刻苦读书，力求上进，渴望早日做官，光宗耀祖，改变贫困衰微的家境，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犹豫、敏感、清高，独立的性格，从而导致了他日后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大约在十六岁时，李商隐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一为《才论》，一为《圣论》，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令狐绹等人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才能成功踏上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意和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主要的途径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了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即骈体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由此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和“藩镇割据”同等严重的一个社会痼疾。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倾向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了政坛，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倾向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李商隐，这位才华横溢，纯洁高贵，追求独立人格的诗人，就此成为“牛李党争”无辜的牺牲品。
与王茂元女儿的婚姻使李商隐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心中想的却是置身“牛李党争”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华，而不是党同伐异，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独立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受到了来自牛党和李党的双重冷遇，甚至攻击，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处“江湖”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
第62章 天下第一滥人朱温
五代十国是个乱世，这个乱世要从一个滥人说起，这个滥人就是朱温。
朱姓有一副对联，道是：上下两皇帝，千古一圣人。前面说的是朱温和朱元璋，后面指的是朱熹。朱熹和朱元璋倒还值得夸耀，虽然一个小节有失，一个手段狠些，可这朱温却的的确确不是什么好鸟，小节大节全无，可谓无耻之尤，行事之狠毒，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算得残忍至极。
朱温原本是砀山乡下的一个破落户子弟，和《水浒传》里的高俅差不多的光景。他爹是个苦命的教书先生，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大撒把驾鹤西游去了，没人管教的朱温馋吃懒做，游手好闲，长成了一棵歪脖树，但他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力大无比，而且寻思着凭这把力气混出个模样来，吃香的，喝辣的，包些个二奶、三奶、四五六奶。
谁曾想瞎了眼的老天爷竟然给了他机会，他竟然还抓住了。
那时正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各地兴起了不少农民武装，野心勃勃的朱温参加了离家不远的黄巢起义军。命运之神大概那些日子吃错了药，竟然给他一路大开绿灯，让他很快从一个小卒子变成了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朱温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脸皮也越来越厚，心也越来越黑，厚黑学的造诣日益高深。
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在评论《三国》时说：曹操之所以成功，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