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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不但喜欢聆听乐师们一起吹竽时的悠扬乐声，还倾心于大师们现场辩论时的热烈气氛，于是，他启动了稷下学宫的改建扩建工程，将齐国第一学府修造得气势恢弘，楼宇轩昂，并以优厚的工资待遇、舒适的住房条件吸引百家诸子到齐都临淄做访问学者，当客座教授，开坛讲学，著书授徒。
一时之间，儒家的孟子与荀子、道家的环渊与接舆、近于墨家的淳于髡、法家的慎子与田骈、纵横家的苏秦和张仪、名家的公孙龙子、阴阳家的邹衍都汇聚于稷下学宫，现场版的百家争鸣不时上演，学术交流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火热局面。
据说，齐宣王时稷下学士成百上千，蔚为大观，达到全盛。稷下学宫成了知识分子的欢乐谷，成了普天下的读书人梦中向往的天堂。
第12章 孔子和晏子之间的恩怨纠葛
晏子（公元前578年…前500年）是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则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晏子和孔子之间虽然有二十多岁的年龄差，但他们的确曾经同时活跃在齐鲁两国的政治舞台上。
其实，当晏子遇上孔子，即使他们什么话也不说，那场面也万分精彩，十足雷人。据《史记》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个身高约合现在的一米九多，而晏子“长不满六尺”，最多也就一米四的样子，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肯定会让观者感叹造物之神奇，世界之多元。
晏子和孔子第一次碰面应该是在公元前521年。
当时，身为齐国丞相的晏子陪同齐景公一起到鲁国访问，孔子作为鲁昭公的重臣出席了这次元首会面。其间，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国小处辟”的秦穆公能够称霸的原因，孔子的回答是“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晏子应该认可孔子的说法，否则善辩的他不会放过这一向外国君臣展示口才的机会。不知道齐国君臣和鲁国君臣在见面时会不会像现在的元首会面一样礼节性地拥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晏子和孔子之间的拥抱绝对有上《纽约时报》头条的新闻价值。
五年之后，鲁国大乱，孔子被迫到齐国去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着以此作为跳板来与齐景公交往，从而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齐景公对孔子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兴趣，曾经两次向他问政。第一次孔子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番话，第二次孔子提出了“政在节财”的理论，齐景公听了都非常高兴，就打算给孔子以封赏，这时，晏子说话了。
晏子的口才果然不同一般，一口气指出了孔子的四个“不可”：一是“滑稽而不可规法”；二是“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三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这四条虽然并非句句真理，但大多言之成理。
在这四个“不可”之后，晏子还着重批评了孔子的“礼”，他说如果这样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花上一年的时间也学不完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学上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其中的那些所谓学问。用这一套理论来改造齐国的习俗，引导齐国的百姓，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最后，齐景公认可了晏子的说法，就对孔子只是以厚礼相待而不加以册封，会见孔子时只表示尊敬而不向他请教，孔子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又一次碰了壁，只好找个合适的机会返回了鲁国。
孔子和晏子的第三次见面不但充满火药味，而且弥漫着血腥之气。这次见面时间应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五十出头，到了知天命之年，而晏子已经年近耄耋，垂垂老矣。会面的地点是在齐国王宫的大殿之上。
当时，孔子是作为鲁国大使光临齐国的，同时在鲁国担任着要职，而且取得了煌煌政绩，所以派头自然和上次来齐国避难不可同日而语。齐景公对此时的孔子尊敬有加，更加信服，结果孔子的一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就让“为戏而前”的“优倡侏儒”被“有司加法”而“手足异处”了。我们不能妄自揣测圣人之心，断定孔子此举有针对晏子（别忘了晏宰相也是个侏儒）的意思，但晏子确实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不知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孔子气死的。
晏子死后，孔子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说：“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还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之“平”是晏子的谥号）
孔子虽然整体上高度评价了晏子，但在评论晏子的某些具体行政作为时却毫不留情。
话说晏子有一年冬天经过一条河，发现老百姓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赤脚涉水过河，于是用自己的车将等待过河的老百姓一一载了过去。老百姓对晏子这种爱民如子的做法自是感激涕零，并且口口相传、大为赞颂，晏子在齐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更加高大。第二年，晏子又经过那条河，过河的情景一如一年之前，晏子的作为和老百姓的反应也一如一年之前。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个行为却为晏子赚得了成倍增长的拥护和爱戴。
这时，孔子站出来发表评论了，他指出晏子第一次的行为是可贵的，第二次就是沽名钓誉、愚弄百姓了。因为孔子认为，作为齐国的宰相，一年之后晏子应该已经在那条河上修好了一座桥，让老百姓可以平安通过，并且再也不去想是谁的恩德，而晏子的这种重复的小善举不过是妇人之仁，小恩小惠，对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于事无补，只是为他自己赢得了作为宰相个人不应该再获得的名利。
孔子是个圣人，晏子是位名相，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相处却总是不那么融洽，这大概只能用那句话来解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第13章 孔子一生中的三大家庭不幸
大家都知道，“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乃人生三大不幸，殊不知，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圣”的孔子几乎与这三个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撞了个满怀。
众所周知，孔子是鲁国的孔子，实际上，孔子的祖籍在宋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宋国是周武王分封给拥护周政权的商代贵族微子启（商纣王的哥哥）的诸侯国，而孔子正是商代王室的后裔。
孔子的先祖因躲避政治迫害自宋国迁到鲁国后，定居在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附近）。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官居诹邑大夫，曾屡立战功，以勇力闻名于诸侯。
据《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先娶了鲁国人施氏之女为妻，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孟皮身有残疾，是个瘸子。按照当时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儿子是不能“继嗣”的。因此，晚年的叔梁纥又娶了年轻的颜征在为妻。
公元前551年，颜征在为叔梁纥生下了孔子，但不幸的是，孔子三岁时年老的叔梁纥就去世了，葬于曲阜防山，孔子从此跟随母亲过上了艰苦贫困的生活。但孔子的凄苦命运并未到此为止，大约在他十七岁时，母亲颜征在也因病逝世离他而去，把他独自一人留在了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的人世间。
十九岁那年，独自生活了两年的孔子成婚了，他的新婚妻子是宋国人，复姓亓官。第二年，亓官氏为孔子生下一子，当时的国君鲁昭公送来鲤鱼表示祝贺，于是，孔子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字伯鱼。
可惜的是，亓官氏并非孔子真正的知己。当初选择孔子做丈夫是看中了他哪一点，亓官氏自己没有表白过，我们当然只能根据后来的事实进行猜测。也许她那时认为孔子迟早能够出人头地，所以才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父母双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孔子，但孔子实在不是那种官场混混式的人物，等她发现并确认这一点时，她已经跟着孔子吃了好多年的苦了。当亓官氏对孔子青云直上的信念终于破灭之后，这种苦日子她便过不下去了，于是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如果说孔子中年丧偶，那自然是不正确的，可是，亓官氏的离开对于孔子来说其打击之重应该不亚于中年丧妻，伤心失望至极的孔老夫子大概也只能痛心而无奈地对儿女感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公元前483年，周游列国却无所建树的孔子回到了鲁国，此时他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孔子虽然仍有心从政，却依然不被任用，只得继续从事教书育人和整理文献的工作。
就在这一年，孔子遭遇了人生中另一个莫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并不会因为孔子是圣人先哲而有所减轻，因为他毕竟不是出离红尘、断却六根的僧人啊！
四年之后，即公元前479年，伟大而不幸的孔子在鲁国病逝，葬于鲁城北。虽然孔子生前并没能逃脱普通人可能遭遇的人生之不幸，但他却在身后超越了普通人的普通，成了万世师表，千古一圣。
第14章 雍城南门的那根木头
——大秦崛起启示录
公元前359年，秦国国都雍城南门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就在这根木头立下的那一刻，中国历史上许多事件的伏笔已经悄无声息地埋在了雍城那历经风霜、坚实厚重的肥沃黄土之中。
战国中前期，在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中，位于关西的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国落后。与之相邻的魏国就远比秦国强大，并且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土地。
秦孝公即位后下决心发奋图强，赶超关东诸国，他知道对于国家的发展崛起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还是外国人，谁要是有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赏赐他高官厚禄。”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卫国有一个贵族叫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他在本国得不到重用，就跑到秦国来求见秦孝公。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副丞相），让他全权负责改革大事。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赐十两金子。”大伙儿先是议论纷纷，而后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去扛。这时，一个勇敢的人（历史本来应该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说：“我来试一试。”他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赏给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在全城传开了，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真不含糊！”
南门立木在秦国百姓中树立起了商鞅的威信，他就趁热打铁把起草的改革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以军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废井田，开阡陌；二、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三、为了便于向东发展，迁都咸阳。
商鞅深知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所以他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并通过严谨的法律对农业实行有效的宏观管理，还大修水利工程支持农业的发展。秦灭楚时发动了六十万的大军，打了将近两年，如果秦国没有发达的农业，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
商鞅还把其师李悝的《法经》改为《秦律》，推行全国，这是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繁杂、严厉、苛刻的法律。从此以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成功而有效地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最终使秦国完成了灭掉六国、一统天下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比如，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可以说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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