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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录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指”六和塔婚礼“——引者注）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泼妇骂街的鲜明形象。
据后来的江青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硬骨头”，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她，真不知天底下有羞耻二字！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我在上海闹市区复兴公园附近，找到了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那是二楼的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而已。
蓝苹当年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是个资本家，叫许慕贞。
房子尚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这儿住过什么房客，有过什么二房东了。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在一间小屋里，她跟我长谈，讲述五十年前的情景：
“那幢房子，是许家租的。我是佣人，住在三楼亭子间。隔着一层楼板，下面的亭子间就是蓝苹跟唐纳住。那时候，我喊蓝苹‘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秦桂贞记得，“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苹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悄悄把东家买的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
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那里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得他写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咯咯咯咯，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
蓝苹在喊她。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
每一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总是阿桂。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
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么感慨道。
蓝苹究竟为什么跟唐纳离异呢？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蓝苹、唐纳再度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距唐纳上次在济南自杀——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后整整十一个月，忽然从上海吴淞传出消息，唐纳跳海自杀！
幸亏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口吐白沫的唐纳，总算又一次免于一死……
消息传出，又轰动了上海报界！
报上报道唐纳二度自杀，只是提及蓝苹遗弃了他。其中详情，外人莫知。
直到六月十四日，记者们获知在尤竞家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才了解唐纳跳海自杀的真正原因：
尤竞，亦即于伶，章泯之友。那天，于伶家仿佛成了“临时法庭”——那时章泯借他家办理离婚手续。
章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过许多剧本。另外，他也是一位艺术理论翻译家，曾与郑君里合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四川峨眉人。他于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赵丹称章泯为“严师净友”。章混死于“文革”中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一九八○年二月春节时，赵丹写下《怀念严师诤友章混》①一文，内中回忆道：
①赵丹，《怀念严师诤友章氓》，一九八○年第三期《大地》。
章泯原名谢韵心，是我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但凡我思想上有什么疙瘩，或是什么大事的决定，都听他的。此后虽然剧联组织宣布解散了，然而我们一直还保持这种关系。他是我的严师诤友。
他为人正直、严肃，不苟言笑，待人诚恳，绝少低级趣味。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在同志间有威信。他也写过一些剧本，但在介绍世界名著与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更大。我也正是从他那里才第一次听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瓦格坦柯夫、梅耶荷特、泰伊洛夫、雷国哈特……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也才得知在话剧领域内原来也有这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个的主张自成体系，他们之间又往往相抵相悼。……
一九三四年早春的一天（引者注：应为一九三五年），金山陪同章汛来找我，邀我参加易卜生的《娜拉》的演出。一开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凡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这样，我们就在《娜拉》的排演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起史丹尼方法了。老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