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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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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蚊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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