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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警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年二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