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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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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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