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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柞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祥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柞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柞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祥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柞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样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柞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柞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柞死亡报告》中写道：
“杨承柞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