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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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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起初,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2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2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第九章 纵横捭阖
  第九章 纵横捭阖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115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他的势力在山东已有一定的生存基础,而115师则是新来乍到,虽有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配合,但势力太弱小了,不能同其他各种力量相抗衡。这是山东党组织请求中央派主力到山东的主要原因之一。115师在山东争取生存权时,充分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既联合,又打击,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了主动。
  “强龙”能压“地头蛇”
  115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115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同不太正规的地方武装相比,115师无疑是强大的。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115师要站住脚,费了一番周折。
  1939年12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72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要想爬上去却很困难。人们可以沿着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想出一个办法,他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的顶部,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1932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抢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其窝藏人质的场所,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了大名鼎鼎的抱犊崮,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就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抱犊崮山区。
  当115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没有人统计过这里的地主武装有多少,但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同崮的数目一样,也有72个之多。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115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115师面临着“地头蛇”的挑战。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就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115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9年11月18日,东进支队由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八路军打开码头镇后,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20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
  这一仗115师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1940年1月1日,在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2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就在115师东进支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罗荣桓又喜得一“千金”。师里的很多干部都来给罗荣桓道贺,说这预示着115师又有好运气。由于此时正值东进支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时期,罗荣桓就把女儿的名字取为“南下”,希望这位小天使的到来,也会同儿子“东进”的出生一样,给115师带来好运气。
  115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历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115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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