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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萧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萧华的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在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４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的总方针在某些部门中的具体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导２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稳定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和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力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法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为了提高１１５师政治工作的效率，并且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罗荣桓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的倡导下，１１５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或通信员代替。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１１５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早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上级干部，须按个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１１５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１１５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１１５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９４个战士能记日记。”
要想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运用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２０００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４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４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２旅第５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１９４１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５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