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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作者：＇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过家鼎 程镇球 张援远 译
内容简介：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值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正文
中文版自序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可是后来计划变了。 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
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
一九七二年，我向以故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他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收集资料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
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以批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的说过：“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互相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的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
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念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值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国
《长征》及其由来
每一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业绩已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在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德格勒的冬宫。当时的巴士底狱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攻进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他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危在旦夕，险象环生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清朝的没落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它国内软弱无能，国外受到西方军事，技术及经济上的强权压迫。历经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获得成功。最早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带有假基督神秘色彩的太平军起义；接着是一九00年同样神秘，疯狂和排外的神拳义和团。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组织涣散的民主革命者终于推翻了帝制，而其后中国却陷入了自公元前四百年的战国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广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以故去的周恩来提出沿毛所率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们，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的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饱受煎熬。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描写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在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之后，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学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往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种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