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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较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沪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较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拾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于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爬呀，爬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同时，他们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一走，许多艄公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惨遭迫害。张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还罚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张朝满在内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没有被国民党抓住。
红军全部安全渡江并将所有船只破坏之后，刘伯承骑上马，迅速登上山路，准备迎接下一个战斗。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逐，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在他看来，贵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车之鉴。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威信扫地。蒋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军司令和贵州省省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选择当司令。蒋介石接着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军饷。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蒋介石趁机解除了他的职务，调他去军事学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龙云不想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龙云收到香港一些有影响人士的代表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
龙云未以全力对付红军，可能与这封电报有关。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古城会理建于十五世纪的明朝，它坐落在皎平渡西北大约三十五英里的地方。毛和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马上挥师攻打会理。红军在渡江还未结束时，就派部队把会理围了起来，但是城市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
毛希望能在这里使红军得以休息几天，并在向北进入彝族聚居的山区之前补充给养。
当时有不少政治问题有待解决。从遵义会议作出决定让毛来领导，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红军还在继续减员，只剩下两万多人了。在彝族地区以及山那边的藏族地区补充兵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时，毛已把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败了蒋介石，然而前面等待着毛和红军的是过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对手蒋介石又怎样呢？ 早先，他原以为共产党已被他封锁在江西苏区，但是红军突破了封锁；他以为能在湘江一带歼灭红军，但是红军却打过了江；他以为红军已落入他在黔西设下的圈套，但毛却又从中脱了身；最后，蒋自以为能在毛到达金沙江前抓住他，结果又没有成功。
这场战斗看上去有点象沃尔特·迪斯尼早年拍的一部动画片。影片中，米老鼠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笨猫的爪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毛似乎一直是个赢家。他一切如愿以偿。但他的同事并不都这么看，特别是林彪不这么看。自从毛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择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现在拿出来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文革”期间，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红军，他们提供上述情况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由于林彪玩弄的阴谋，使他们当中确有不少战友死于非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长期坐牢，甚至还受过刑。
毛泽东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让红军在会理喘口气，以便组织政治讨论和进行整编，并补充人员、物资，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怠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被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一千人挡住了。国民党兵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
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国民党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于五月十日被击退了。
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会理居民对此十分害怕。但红军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在遵义反对毛的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李德说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他没有翻译，全靠博古一边听一边简单作些介绍。据李德说军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别人都不记得有李德在场。而那儿位军人却能详细介绍他们和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李德的回忆很可能是错的，他经常出错，因为没有当时的笔记，而且是事隔三十年之后凭记忆写的。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这位二十七岁的指挥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彭是三军团的老领导，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他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将军的话说，“彭的脸象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农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艰难困苦，彭德怀都经历过。他的祖母七十岁了，还要在过年时拖着一双小脚带彭的三个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乌石坪沿街乞讨。彭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饿死了。彭只讨过一次饭，后来再也不干了。他宁肯上山光着脚在雪地里砍柴，也不低头向人乞求。他放过牛，每天挣五文钱，后来在煤窑拉过“孔明车”，每天工资三十文。后来这家煤矿亏本倒闭了，欠下彭一年的工钱。
彭的一位伯祖父，参加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他在彭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常同彭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分田土啦等等。
“这使我产生了打富济贫的思想。”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为那些拷打他并最终把他折磨死的人所写的自传提纲中的一句话。
一九一六年前，彭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做堤工，后来加入一支军阀部队，月饷五块半银元。此后，他的军事生涯从未中断过。他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后来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美国人。
彭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