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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拾担架的）和炊事员。
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十到八十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 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 ）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九名炊事员。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当时，年方二十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象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
一九八四年，李一氓忙于文化交流。一九三五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
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时才十—岁。翻大雪山时刚满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已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完全是一副专家的模样。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时还不够领枪的年龄。他在宣传队工作，负责往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水远还不清的债。
钟医生存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
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请记住，”他强调说，“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得也不多。”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减：”上来，上来呀！ ‘“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定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
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了凉。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迎接一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驻扎在理县（ 杂谷脑 ）。他带领他的第八个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一部于六月八日占领懋功（今小金），六月九日占领下山必经之地达维。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电告李先念，预计一方面军六月十日可以到达。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怀疑韩的报告不准确。他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情况是准确的。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于六月十一日翻过雪山，并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到了达维。这里距雪山不到二十五英里。当一方面军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双方都打了枪，但无人伤亡。当吹响军号，双方便弄清了对方是谁。
—方面军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李先念急忙从懋功赶来。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都下了山。李先念回忆说：“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人人兴高采烈。一方面军风尘仆仆，看上去人困马乏，四方面军战士的身体情况比较起来好得多。”
当时，达维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有一百零六户人家。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盛产鸦片，是个鸦片之乡。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罂粟。每年初秋，达维一带村村卖鸦片。
六月十四日晚，在村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幸存者们估计一万人参加了大会。毛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晚会演出了戏剧、歌舞，还举行了会餐，食物和其他用品都是四方面军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
李伯钊又唱又跳，观众反复要她再来一个。她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她在莫斯科学会的。大家不让她停下来，她也好象精力特别充沛，跳上一整夜也不在乎。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 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 ）。李说有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五十年后的今天，李对当时未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他说、“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第二天、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进。还要翻过不少山，包括一些雪山，才能同张国焘最终相逢，这将是他俩在一九二三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件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己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点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入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巴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