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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第一次与南本实隆见面时间很短，在证实了双方的身份后，约定两天后到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手时，南本实隆送给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难以推辞就把这捆扎着东西带到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楼。戴笠的头脑里可比文强多了根“弦”，他见那东西后马上有了火气，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道：“你的太没有头脑，如果这里面是炸弹，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命了。”后经技术专家对那捆东西处理后，发现那里面是一万元法币。对这钱谁也没有去多想过，也许是南本实隆给文强的见面礼。文强见是虚惊一场很有些不快，戴笠可是看在眼里，马上对文强说：“你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戴笠这番很有哲理的话，一下把文强给说明白了，很快脸上没有了不快的表情。
两天后，文强与南本实隆如期在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会面。此次会面南本实隆想通过文强搞清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统帅部的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所动员的兵力配备如何？三是利用《九国公约》签字国来限制日本是否真是宋子文的主意？四是中国对德国大使出面调停有何看法？这些问题都不是文强所能答复得了的，他只得推说待进一步了解后再作明确回话。戴笠从文强处得知了南本实隆的四个问题后，为了使已经上钩的南本实隆不生疑心，他亲自虚拟了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并报给蒋介石备案。不过，此时的戴笠又有了新的主意，因正在组建的别动队急需要资金，他想让文强以这四个问题的答案从南本实隆那里搞个几百万块钱，以解别动队的燃眉之急。戴笠再三嘱咐文强，四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一个一个给，每个答案的价格是二百万元。可当文强第三次与南本实隆见面后，一提出答案的价格南本实隆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并答应下次见面就付款。戴笠得知后对文强说：“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实隆答应的事难免有变。”果然，当文强第四、五次为答案的价格与南本实隆商谈时，南本实隆完全推翻了原来答应的价格，要求四个答案的总价不超过四百万。而且，南本实隆只同意付四十万元的现款，其余的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条件是文强必须要把所有的答案全部交出。此时，戴笠已感到与南本实隆讨价还价的余地已很有限，他开始为干掉南本实隆作准备了。为此，戴笠让人在赫德路租了间民房，让文强约南本实隆来此见面。文强不清楚戴笠改变约会地点的用意，也不知道戴笠已在这民房的周围已布置了杀手，他仍然与南本实隆认真商谈毫不含糊。
不过，此次南本实隆避开所有的话题，非常明确地要文强做内线，将宋子文杀死，并答应为此事可先付十万酬金给文强，而且事成之后文强所有的收入不会少于一百万。这事令文强极度震惊，为不使南本实隆有疑心，文强应允了。回转后，他立即向戴笠汇报。戴笠听后也吃惊不小，他明白南本实隆要开始做他的事了。可就在戴笠进一步揣测南本实隆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时，南本实隆却把文强约了去商量暗杀宋子文的具体计划。临离开时，南本实隆给了文强五万元的现金。文强如数把这钱交给了戴笠，戴笠望着这钱知道与南本实隆间的周旋已经到头了。因为，此时在淞沪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对中国军队相当不利，德国驻华大使的和谈调停已经落空，其实已经中了日方的缓兵之计。而且，南本实隆开给文强的那张三百六十万的支票，戴笠已派人到上海正金银行查询过，这支票不能马上兑现，要过一星期后才能办理。过一个星期后淞沪战场的形势已难以预料，看来南本实隆早已考虑到这步棋了。想到这里戴笠有些悔了，他不该为了那几百万块钱而没有在前几次杀了南本实隆。尽管，戴笠觉得除掉南本实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他还是在赫德路的那间民房作了周密的部署，下令文强在与南本实隆见面时下手。可是第二天，在过了约定时间很久后南本实隆也没有露面。就在文强等人左右为难时，戴笠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已经在杭州湾至金山卫一带登陆，所有人员全部撤离。
文强与南本实隆从此没再见面。
虽然，围绕南本实隆的所有计划都是戴笠安排制定，但也是文强对戴笠计划的领悟和他本人出色的表演，才使南本实隆一步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淞沪战场的局势发生逆转的话，南本实隆是逃不过戴笠设下的圈套的。
随着日本军队的大量登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全面撤退。
面对潮水般溃退的场景，戴笠仍镇定自若地布置指挥着潜伏和转移方面的工作。他首先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收容别动队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的散兵游勇。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结束“文友社”的工作。由于组建“文友社”的程克强和彭寿在搜集日方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南本实隆到上海后他们做了许多方面的配合，戴笠觉得这俩人可信也可用。于是，戴笠决定程克强和彭寿在上海失守后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关系，进一步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可是，当文强把戴笠的决定告诉程、彭俩人的同时，日方的情报机构要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本军队进攻南京的行动。经戴笠同意后，文强把程、彭带到了南京，让他们与特务处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接上了关系，并作为南京潜伏区的直属通信员与日方的谍报机构开展斗争。不过南京沦陷后，钱新民很快投敌叛变，程、彭被日军逮捕入狱。这期间由于周佛海的斡旋，程、彭俩人没有被处死，后他俩成了周佛海和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当然，这已是后话。
再说文强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上海已基本失守。戴笠是在最后时刻，安排完别动队的撤退事宜后，才搭上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了香港。此时的别动队除了溃散的余下的已不多了，文强按照戴笠的指示分别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分别收容别动队队员二千多人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八千多人。然后，他带着这些人绕道南通、苏州和句容等地，最后到达了皖南祁门的历口镇。与文强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戴笠在青浦和松江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这两个特工训练班，在撤退前因遭日军袭击和日军飞机的轰炸损失很大。特别是青浦特工训练班原来有四百多人，可到历口镇时已不到五十人了。尽管这样，戴笠仍然把他们作为自己发展特务武装的主要力量，时时牵挂和关注着。当他得知该集中到历口镇的队伍全都到齐后，就亲自赶赴到历口镇进行点名，并对零乱而又疲惫的队伍进行政治鼓舞。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戴笠在历口镇召开了官兵大会，宣布改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并把在历口镇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己亲任团长。凡参加青浦和松江特工训练班的学员，除少部分被戴笠挑选到总部工作外，其余的全在忠义救国军里担任连营以上的干部。不久，当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和三团在浙西和苏南相继成立后，戴笠又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起初，戴笠自任总指挥，后因工作繁忙改由他人担任。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的建立，是戴笠在稳定和发展特务武装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此时，戴笠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特工专门人材的培养上。
由于在南京被日本军队攻占时，戴笠曾要当时青浦培训班派学员到南京执行爆破任务。虽然青浦培训班派去了好几批人，但都因为专门的爆破技术没掌握好，没能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事对戴笠的震动很大，有好一阵子他不知如何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戴笠很快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上得到了启发，他觉得只有举办大型的特工培训班，才能解决特工专业人材严重缺乏的问题。关于培训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理手续时，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厅不肯承认而且拒发印鉴。于是，戴笠利用自己在中央警官学校有兼职的便利，把该培训班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可是，这又遭到了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但戴笠仍然我行我素，把将要开班的称为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为办班的校址在湖南临灃县，戴笠在内部就改称为“临灃特训班”。为办好这期大型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当时特务处的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们中有部分是留苏过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的经验。
就在戴笠积极筹备开班时，他得知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了大批失业流亡的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曾是留苏的托派分子。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也就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起家的本钱。戴笠对此极为恼火，当即派沈醉等人强行把这批学生带往“临灃特训班”。由此，梁干乔与戴笠最终闹翻，辞别戴笠到在西北的同学胡宗南那里谋事去了。
就这样，郑州的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灃特训班”的主要生源。开班前，戴笠见生源中女性的比例太少，就把胡宗南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的六十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但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特训班正式开学后有许多学员得知自己做的是特务工作后纷纷提出来要退学，特别是从胡宗南那里要来的那批女生要求最强烈。戴笠知道后十分重视，他一个个地找学员谈话，进行政治精神教育。而后，戴笠按照黄埔军校的管理方法，先让这些学员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着强制进行大强度的军事训练，让学员在紧张而吃力的操练和培训中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问题。同时，戴笠要特训班有目的地检查学员的书信来往，随时注意控制学员平时的言论。过后，再也没有学员说要退学了。不久，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戴笠先从特训班里选调了三十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紧接着，戴笠在抽调一百名学员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又抽调出一百名学员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戴笠还数次选调数量不等的学员到上海和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尽管“临灃特训班”是在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但对戴笠扩充特务武装的势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按照戴笠的话说，“临灃特训班”的开办是抗战时期进行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也正由于这样，“临灃特训班”的大部分学员在过后成立的军统局里成了骨干力量，在军统内部“临灃特训班”的学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
自创办“临灃特训班”取得成功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原特务处在武昌组建为军统局后，戴笠为迅速扩充特务势力举办特种训练班的劲头不减。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形成了临训、黔训、息训、兰训和渝训等五大训练基地，以及息烽、兰州、重庆和东南等四大培训中心，培训内容涉及游击、情报、行动、爆破、警政、缉私、外事、会计及电讯等等方面。据良雄写的《戴笠传》记载：“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笠训练的人员有六万人之多。”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工情报人员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笠在所有的特务培训和训练中对电讯人材的培训格外重视。在成立特务处的初期，戴笠接受和传递情报基本上是通过陈立夫把持的中央统计局，因为当时中央统计局利用电台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而此时戴笠的手上是一无所有。虽然用中央统计局的电台网络能达到保密的目的，但环节的缓急总是操持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