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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还有，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方面的内幕情报。除周佛海外，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政府内的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这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铲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后叛变自首，后被委任为中统局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至香港，不久投靠了日本人。一九四零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成了汪伪政府里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随着李士群权力的膨胀，汪伪政府里的许多人对他都有恐惧感。为了抑制李士群的权力过度发展，汪精卫曾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目的是逐步削减李士群的势力。同样，李士群的权力也超出了让日本人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日军有了对李士群的势力进行打击或抑制的念头。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被调往了华北，接任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密监视，并伺机打击。
这一情况很快被戴笠所掌握，而且他也早就有打击李士群的想法。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的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这样不但能共同对付日本人，而且也能大大地增强军统局的力量。但是，李士群认为他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原来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深，投靠蒋介石后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为此，李士群对戴笠的劝说置之不理，并继续与军统作对，成了军统策反和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恰好在这段时间，戴笠要配合美国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的特工人员将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的实施。于是，戴笠不得不要对李士群下手了。为了稳妥起见，戴笠致电唐生明向他征询杀李士群的计策。唐生明平时与李士群的私交不错，接到戴笠的电报后反复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汉奸内部或是利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矛盾下手较好。戴笠得到唐生明的建议后，就给程克详发了电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等诸兄弟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戴笠知道，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俩人为了争夺经济和税警总团的控制权结怨极深。这次，戴笠让周佛海出面除掉李士群，一是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想考察周佛海是否已真心投靠蒋介石。戴笠的用意其实周佛海的心里非常清楚，但他同样也明白仅靠自己的能量还不能致李士群于死地，必须要利用日本人的手才能办到。
周佛海经过煞费苦心的考虑后，让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雄剑东想方设法地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对李士群的仇恨。不久，冈村中佐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雄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请李士群赴宴。席间，冈村中佐在李士群的酒里下了毒。过了二天，因中毒李士群死于苏州的寓所内。李士群死后，戴笠给周佛海下了新的任务，要他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共作战，防止被新四军占领。为此，戴笠让周镐配合程克详帮助周佛海收买伪军。一九四四年戴笠第二次陪梅乐斯巡视东南沿海时，戴笠要周佛海设法把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的部队从华北防区调到扬州一带，日后好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孙良诚的部队有三万多人，要把这么多人的部队调到千里之外，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周佛海为了“将功赎罪”，竟然不惜血本花费了六千多万伪币，硬是把孙良诚的部队调到了扬州一带。
戴笠在策反和控制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特别是策反周佛海成功后，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对这蒋介石是满意的。为此，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不料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手书后，尽管心情激动，但他仍然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戒备和警惕并没有放松。于是，戴笠加紧了与国民党内实力派人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合。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的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这在前个章节里已讲到），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此时，蒋介石交给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三个集团群、十二个正规军、四十多个战斗师，加上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之多。另外，还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胡宗南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据军政部军需署的统计，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他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汤恩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也比较浅，但在军界里上升却很快，在这点上他超过了胡宗南。汤恩伯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宠信，除了汤是浙江人外还与蒋介石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汤恩伯所写的手本经常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戴笠曾妒嫉地对人说：“老头子那里数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笔墨工楷不可。”正因为蒋介石的信任，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拨归汤恩伯指挥的正规军达五个集团群，共二十五个师，兵力达四十多万人，权重一时，威震一方。可以说，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了与胡、汤的结盟。
一九四三年末，中原大地普降大雪。
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凤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为名，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仪式地点放在离洛阳二十五公里的龙门石窟，是戴笠让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给选择的，这里不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天，戴笠让文强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踏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当戴笠觉得放心后，他邀胡宗南和汤恩伯进入了一个有三尊大佛的石窟内。虽然对这次“三王（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聚会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通过胡宗南执笔，戴笠和汤恩伯共同修改的《盟誓诗》可略知大概。此诗是这样写的：”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尽管写的不怎么样，但无疑是”三王“联盟的政治宣言和共同的纲领。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宗南、汤恩伯和戴笠三人抱成一团，共立大业以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
应该说，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是在有共同欲望和野心基础上的一种结合。
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时常以“黄埔”自居，处处把自己称为是蒋介石的嫡系传人。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时，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的李靖，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胡宗南的这番话，恐怕是蒋介石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可见胡宗南欲谋取最高权力的心事早就有了，为此在“三王”结盟中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了首位，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个联盟为台阶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而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上都不如胡宗南，但他内心里的欲望是胡宗南和戴笠都是没有料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雄”及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皇人物，特别欣赏清朝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多次对人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时推翻清朝廷是个错误。”可见他虽然给蒋介石的手本写得不怎么样，但对历史还颇有些研究。特别是在汤恩伯担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他所管辖的区域正好是三国时期曹操创立帝业的地方，为此他把曹操看成是自己创立事业的一个榜样。汤恩伯不但爱读《三国演义》，而且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曹操的戏剧。他曾打算在安徽亳州或河南的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亳州等地遍访曹姓和夏侯姓的居民，以表达他对曹操的敬慕之心。尽管，汤恩伯有想做现代曹操之心，但他仔细想过如果离开了胡宗南和戴笠的支持，他的心事只能是个梦。所以在“三王”联盟中，汤恩伯说话不多，但心事用的不少。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比较，戴笠似乎更为深谋远虑，也更有周密安排和算计。戴笠知道，此时的他不论是地位和势力都难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抗衡，在“三王”结盟中他甘愿当小弟弟。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戴笠故意亲自爬到香山白冢的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胡宗南见后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而戴笠谦逊地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后乐了，对戴笠说：“你这么细心办事，难得，难得。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听到此话，戴笠哈哈一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其它的内容上，他完全明白此时此刻应该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所以，在此次结盟中戴笠处处恭维和逢迎着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吹捧他们在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不可估量的同时，而把自己当成了甘效犬马之劳的一个卒子，使胡宗南和汤恩伯把戴笠完全看成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盟友和工具。但是，“三王”结盟主要是戴笠在起作用，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都极深，而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有时甚至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恩伯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自己的部属势力。此事，触犯了汤恩伯的利益，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恩伯也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宗南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宗南与汤恩伯有时矛盾是很尖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三王”结盟中实际上是以戴笠为轴心的，而胡宗南和汤恩伯只是绕着这个轴心的两个侧翼，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对于这点，戴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戴笠在视察中原察觉汤恩伯欲以曹操那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来实现自己的霸业时，戴笠内心里顿时有了许多的不满和不安。他对身边的人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作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然想起做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这话戴笠是否真的与汤恩伯说了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戴笠中原之行结束后与蒋介石报告了汤恩伯的言行，要不然蒋介石不会在汤恩伯的中原战役失利后，派汤恩伯的对头陈诚到中原来检查和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不久，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动了大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蒋介石之所以下手这么准确，这与戴笠的告发不无关系。戴笠这样做既向蒋介石表示了忠诚，又假蒋介石的手打击了汤恩伯的势力，使汤恩伯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汤恩伯并不清楚这里面的实情，更不会去怀疑已结盟在一起的戴笠，而是把所有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陈诚的身上。戴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又使汤恩伯和胡宗南把目光盯在了共同的政敌陈诚的身上。为了对付陈诚，“三王”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工作上互相援手，生活上互相照顾，有事一起商量。同时，戴笠还利用在重庆的有利位置，随时将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况向胡宗南和汤恩伯通报。为加强通讯时的保密性，戴笠要军统局的机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