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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后不久，内战开始全面爆发。
有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面对着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没有说话。此时，尽管没有人能知道蒋介石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但可以从蒋介石此时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情感里是不平静的。其实，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是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是能以他特有的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蒋介石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戴笠已经没有了，虽然蒋介石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不复存在了，但还能有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每当想到这些，蒋介石的心里就会隐隐约约有一种歉疚和悔意。戴笠终身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一再的失望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尽管国内的所有报纸舆论都说戴笠的死因是天气引起的，但知道真实内情的蒋介石面对这样的舆论还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安抚戴笠已死去的魂灵，凭吊完毕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一处安葬地。后因宋美龄的高跟皮鞋不适合走山路，蒋介石只好对陪同的毛人凤说改日再说。果然半个月后，蒋介石只身在毛人凤和沈醉的陪同下来到了灵谷寺的后山。在一个有水塘的山势旁，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取子午向。”蒋介石说完，又要毛人凤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蒋介石对戴笠的后事如此操心，使在场的军统人员感动不已。
可谁会想到，戴笠最终是死在了蒋介石的手上呢？
在戴笠最后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为撤消军统局逼着戴笠走向了反面。戴笠死后，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以为此次军统必垮无疑。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要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和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介石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内。后来军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军统局随着改为保密局，但仍然挂靠国防部，这使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不过，蒋介石吸取了戴笠权重震主的教训，在保留军统局原结构的同时，对原军统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编，特别是人事上进行了大范围的调动，并撤消了在抗战中成立的许多公开机构。就在蒋介石对军统组织进行改组和缩编的时候，军统内部也为夺取保密局首领的位置而激烈地争斗着。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学苏联的、国防部二厅工作出身的特务；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学欧洲的特务；以毛人凤为首的则集中一批浙江籍的特务，三派之间是你死我活，相互不让。从这三个派别看，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就实力来说，应该是三派势均力敌，湖南派略微占上风。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介民和唐纵先后被毛人凤击败，保密局逐渐成了毛人凤的天下。
当然，这与戴笠已无关系。
戴笠死后，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戴笠一生的特点。章老先生的这幅挽联，作为本书《戴笠死亡之谜》的结束语也是非常贴切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