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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棕桐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咖啡馆里享受一份煮蚕豆、霍姆斯酱大饼。
烤鱼、蔬菜沙拉、鲜柠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烟）不过15埃镑，而且全是正宗货。鱼是刚从运河中钓上来的，店主还亲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运河柠檬为顾客榨一杯原汁。店门口有一排装满凉水的陶罐，向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解渴饮料。
每当我坐在“渔人”咖啡馆的木凳上，望着烟雨迷蒙中缓缓行进的运河船队，总会沉浸在古道热肠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队中导航的雾角一声断吼，才把我从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车旁。在我清思悠悠的“渔人”咖啡馆对岸，是伊斯梅利亚战争纪念馆，纪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枪。在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其突兀的枪刺直插蓝天，仿佛正对空鸣枪以纪念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战死的无名烈士。
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第9节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
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到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著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档、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内阁总理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逢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二）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练，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
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己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象当时所有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地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二十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九个排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