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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性格孤僻、傲慢、专横，在军队中他的敌人多于朋友。在一切由他支配的情况下，他是优秀并有独立见解的战场指挥官，可一旦受到过分的约束，他又是一个抗上而难于对付的军官。隆美尔先同德国空军闹翻，继而和墨索里尼发生激烈冲突。当他眼看着一年多来他的一万名士兵、九名将军在北非命送黄泉后，他与希特勒的冲突终于爆发，竟敢面对面朝希特勒怒吼：“惟一能做的是撤出非洲！”
1943年，百病缠身的隆美尔回到德国，疾病给他留下深深的非洲情思。帝国元帅戈林开始粗鲁地侮辱他，脾气暴躁的隆美尔已经失宠。
隆美尔是当时惟一与英美军队作过战并为敌人畏惧的德国人。考虑到此，希特勒一度让隆美尔任意大利“B集团军”司令，可隆美尔并未得到相应的部队。据戈培尔日记记载：“他们不愿隆美尔指挥太多的军队。他们嫉妒他。”
1943年底，隆美尔奉命赴英吉利海峡用钢轨、水泥、木桩、海水、沼泽、废炮弹和千奇百怪的各种地雷修建6英里宽、50个阿拉曼战线长的“大西洋壁垒”。连工兵司令梅斯将军也看得目瞪口呆：“他真是个工兵天才！”像以往一样，他对奢华的生活、名胜古迹不屑一顾，途径比萨时，他根本不理参谋们想去一睹斜塔的请求：“比萨斜塔已经斜了许多年，战争打完它还会斜着。”当他的参谋长高斯将军送给他一个古董花瓶时，他竟容光焕发：“瓷器！我们为什么不用陶瓷造地雷？”
随着隆美尔回国后对纳粹暴行的了解，他厌恶地称：“纳粹头头们的手都不干净。”当他的儿子曼弗雷德想参加党卫军时，隆美尔怒不可遏：“绝对不行！希姆莱的集体屠杀在断送德国。”
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看到大局已去，无辜生命在白白送死。他来到苏瓦松，向希特勒当面请求政治解决。在伯希特斯加登，他不顾希特勒的制止，几次提出考虑“整个局势”被希特勒逐出会场。
1944年7月，隆美尔遭轰炸颅骨粉碎，抢救三天才恢复知觉。这是他第六次火线负伤。至此，固执而闲不住的隆美尔只能在病床上挣扎着打苍蝇。由于失去左耳左眼，他边距离都已判断不准。此时，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已把隆美尔卷了进去，盖世太保怀疑隆美尔是密谋分子的核心，五年前遭隆美尔羞辱的希特勒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德军总司令凯特尔、坦克上将古德里安、坦克中将寇彻海姆等五人组成军事法庭，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人愿替隆美尔说公道话。
N944年10月14日早晨，身穿上开领非洲军制服、满身勋章的隆美尔还在等待希特勒把他派往前线的命令。可来访的希特勒副官布格道夫将军摧毁了隆美尔的全部希望：“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指控谋害元首。”面对种种天衣无缝的证据，谁也不相信他至今对谋杀计划一无所知。布格道夫宣布，鉴于隆美尔的战功，元首允诺，隆美尔死后实行国葬，家属享受元帅抚恤金。
隆美尔最后一次拥抱了妻子：“我将在15分钟后死去。”他把钥匙和钱包交给独子曼弗雷德，然后戴好军帽，穿上大衣，手握元帅杖跟在布格道夫身后，钻进前来接他的汽车。15分钟后，陆军元帅隆美尔死于车中。
纪念阿拉曼
1992年10月25日是阿拉曼战役50周年纪念，几十个国家的军政显要飞往埃及，缅怀这场“无仇之战”。从亚历山大到阿拉曼的旅馆被预订一空。24日日出之前，我就拉上英文记者润哥从开罗直扑阿拉曼。茫茫沙漠路我的时速就没下过180公里，6缸4。5升的庞大引擎发出喷气战斗机才有的啸音。沿海岸方向一直向西，左侧是撤哈拉，右侧是地中海。1992年4月，我曾沿海滨路一直到的黎波里谒见卡扎菲，婉蜒而去直至天际的海岸公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
马特鲁省人民已把当年隆美尔的指挥所改建成隆美尔纪念馆。这里原是罗马时代贮藏谷物的岩洞。现任德国斯图加特市市长的曼弗雷德·隆美尔将其父生前的皮大衣、望远镜、地图和私人照片捐献给这里，与非洲军团的旗帜、炮弹壳并排陈列在洞内。马特鲁人因曾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所以把隆美尔看做是反抗殖民主义的解放者。在加油站，牧民桑尼竟用德语朝我打招呼。放骆驼的老易卜拉欣已老得走不动路，歪在朝阳的沙坡上晒太阳。他告诉我，每当沙暴来临之际，他都能见到他的老朋友隆美尔，说到此还斩钉截铁地挥起干枯得像猫爪的手：“Angreifen（德语，进攻）！”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是奉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命令于1965年12月开始兴建的，这座环形纪念馆建在昔日战场上，用当地岩石构筑而成。纪念馆收藏了当年的武器、军装、旗帜、图片、绘画以展示当年的激战场面。在沙盘作业室，按比例缩小的沙盘重现了德军从利比亚东进2000公里直逼苏伊士运河的态势。沙盘前，隆美尔与穆巴拉克的半身塑像并肩而立。隆美尔身先士卒的品行、对祖国的忠诚、勇敢顽强的战斗风格、超人的指挥才能和神奇的机动战术至今令世人赞叹。
1966年11月9日，曾指挥阿拉曼战役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写信，请求参加阿拉曼战役25周年纪念。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英埃关系一直不好，蒙哥马利估计他的请求会被拒绝，但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纳赛尔不仅同意他来阿拉曼，还把他作为官方客人。
为纪念阿拉曼战役50周年，穆巴拉克总统拨款对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重新扩建，以此欢迎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二战老兵。
在阿拉曼战争纪念馆西北的高地上，矗立着德军战士墓，4200名阵亡将士的骨灰按籍贯分装在21个花岗岩石棺中，环列在罗马斗兽场般的墓地里。巴伐利亚州石棺上一束夹竹桃的花朵已经干枯，其后是镌刻着4200名阵亡者姓名的石壁。
由德军战士墓西行3公里，是意大利无名战士墓，4800名阵亡士兵的骨灰盒镶嵌在一座纪念大厅的汉白玉墙壁中。再向西300米，是纪念228名阵亡的利比亚士兵的清真寺。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附近最大的墓地是英联邦战士墓，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希腊、印度、南非、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的11945名士兵长眠于此。刻有犹太大卫星（六角星）、基督教十字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标志的墓碑并排静卧。隆美尔曾把战死的双方战士埋在一起举行葬礼，坚持给修工事的劳工与德国人一样的工资，他对白人战俘歧视黑人战俘的做法予以严厉惩罚，“因为身穿同样制服的黑人与白人生而平等”。他拒绝执行盖世大保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还要求部下不许在禁猎季节射杀野鹿。澳大利亚第9师的琼斯当年只有22岁，他说，他和他的战友们“对隆美尔非常尊敬，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和真正的绅士”。美军救护车战地急救队的阿瑟·豪少校回忆隆美尔：“纪律严明，不虐待俘虏。”
79岁的老兵多扎凯迪斯是希腊老兵协会主席，他身穿当年的军装，打上绑腿，腰挂水壶，身背背包，还像50年前那么精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一脸崇敬，声称她的男人只有29岁。76岁的好菜坞摄影师凯博50年前是英第8集团军的运输班长，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战事，“怎么会忘呢？我们班8个人，一下就炸死4个。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德卡尔·吉默曼当年才22岁，阿拉曼一战使他成了独眼龙，他跪在墓地上默默祈祷亡灵超生：“我怀念50年前为我牺牲的同志，也怀念当时的敌人。”他面前的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是为了救自己的战友而躺下的。”
1992年10月2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双手颤抖地把一朵朵海棠花大小、设计成子弹与迸射的鲜血图案的小红花，别到几十位年逾古稀、在阿拉曼失去丈夫的老妪胸前。我平端相机距梅杰不到两码，可他略带哭腔的男中音却像来自苍茫的天穹：“50年前的事距今已经很久，可我说句真话：不列颠将牢记它500年。”蒙哥马利的儿子小蒙哥马利子爵已经64岁，他对父亲指挥的阿拉曼战役的惟一评价是“铸剑为犁”。年已63岁的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引用《罗马书》中的话“仇恨罪恶，坚持美好，友爱兄弟，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来回顾他的父亲。大会组织者的书面文告中称：“对所有西部沙漠参战者的同志情谊和勇气、对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骑士风度致敬。”
入夜，我平躺在盟军战士墓，仰望北非夏日深邃的晴空，一勾新月徐升，清光泻地，照遍树丛和数以万计的墓碑，白石鳞峋，一望无际。海风拂过我赤裸的胸膛，仿佛时间已经凝住，风变成了固体。
不知何时，笨重的皮鞋声将我惊醒，起身望去，月光下走来两位比我还狼狈几分的青年人。他们自称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的父辈——南非警察部队也参加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长发的理查德挽着同伴赫克的手，把我引至一处普通的石碑前，这是由他祖母为他阵亡的叔叔立下的墓碑。手电光下，我看见一行端庄的碑文：“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第11节 四进巴格达
我刚会走路那年，便从我奶奶嘴里听说“天方”有个巴格达，巴格达有个孩子阿里巴巴，用开水烫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个强盗。从那时起，我对我们家院子里的几口大荷花缸就充满恐惧，总担心从里面爬出一队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撒尿，奶奶嘴里的巴格达除了遍地窃贼这惟一的缺点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枣一样甜美，美得我忍不住产生愿为巴格达献身的念头。
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城市，发明了车轮，修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东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心。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处，使巴格达充满了神奇的魁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达发生的。
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被新华社派往巴格达。在此后的三年里，我四进巴格达，直到把新华社图片传真机装到巴格达移动卫星发射天线上，使巴格达分社成了新华社第一个用卫星天线向外界传发照片的分社。中国人首次用卫星天线在世界上长距离传输图像。
一进巴格达（1990年12月～1991年1月）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予以制裁，国际封锁使出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
为此，我得先从北京飞到伊斯但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全凭安拉安排。
临近烟波浩淼、黑云压城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浮现出我老妈随风飞舞的灰白头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从伊斯但布尔换乘约旦的波音——727飞至安曼，安检更加严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巴格达拍照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端AK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